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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散文] 209、沧桑十年梦5:厄运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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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0 03:38: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钦鸿

沧桑十年梦
——我在北大荒的人生路

钦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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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厄运从天而降

    到工一连以后,我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分配,抢干重活,并积极要求上进,写过入党申请书,也被评选为五好战士,特别是我还作为战士代表,被连队送去团部参加连队干部关于创五好的学习班(即红卫团第一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一连的风波中,我只是一个边缘人物。虽然对于连队的一些问题,我与大家的看法相仿,但仅限于与周围三二好友有所议论,从不参加任何其他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几位知青给省军区领导写信反映对颜副司令在红卫团讲话的不同意见时,我应我的好友(也是作者之一)的要求,对该信的第四节作了修改。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竟会成为全连乃至全团的“反动”典型。诚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我之所以被连队和团部领导选为开刀的对象,还真是事出有因。
    原来在1968年之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一批批学生先后离校,分赴天南地北。我们这一派中在复旦附中等待分配的两位同学,编了一份油印的《井冈山通讯》,分寄给各地的战友。他们编通讯的目的,无非是便于交流信息、维系彼此间的友谊而已。这样的《通讯》,与如今各地老同学、老战友所编的“通讯录”或在微信网络上盛行的群聊,庶几近之。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学校掌权的对立派便将它作为“跨系统、跨行业、跨地区的非法组织”,对与“通讯”有关系的学生进行追查迫害。由于我收到过几份这样的“通讯”,便惹上了麻烦。而此时连、团领导,正苦于无从进一步打击上海老知青,获此信息,想必是正中下怀,一下子便将我“提拔”为重点审查和批判的对象。
    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案组对我的“问题”狠挖深挖,很快又查到了我另外的“罪状”。
    一是组织“共产公社”。所谓共产公社,原是俄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与同伴搞的一个组织,他们志同道合,共同生活,不分彼此。中学时代,我们一些要好的同学读了小说后受到影响,也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曾以此相约。毕业分配后大家天各一方,但情谊不断,彼此的通信中有所谓共产公社的“黑龙江分部”、“黄山分部”的戏说,留在上海的同学则戏称自己为公社的“联络部长”。这其实不过是那个年代我们这些青年人不切实际的幼稚和浪漫,而且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实际的组织和活动,而专案组却如获至宝,对此做足了文章。
    二是炮打张春桥。在“文革”运动中,上海曾发生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1968 年8月11日我们在上海北站登车离沪之际,车站上曾散发过揭露和批判张春桥的女儿逃避上山下乡之事的传单。由于张春桥的女儿也是我校高三学生,上海市革会便将此事定性为“由复旦附中发起的上海市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责令校方进行严厉的追究和处理。而我事先曾经看过这份传单的草稿,并参与过意见,因此便在劫难逃。   
    三是反对兵团领导颜副司令。如前所述,给省军区领导潘复生和汪家道写信一事原是连里其他几位女青年之所为,我原本毫无所知,只是应人之邀作一点修改而已,而且此事是按正常途径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完全是正当、合法的行为。然而专案组却将此定性为反对兵团领导的“上告信事件”,是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在兵团的典型案例,并且夸大事实,将我定为该案的策划者和幕后指使人。
    有此几大罪状,我一下子成为连队和团里“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对象。专案组首先收缴了我所有的书信、日记,甚至连相册、书籍均不放过,然后组织人员逐字逐句搜寻罪证。可惜我的日记、书信里大量书写的是学习毛泽东著作、斗私批修、自我省察的文字,并没有他们所要的东西;但他们还是挖空心思地断章截句,用红笔勾画出若干似是而非的所谓线索和证据。
    同时,他们在连队里广泛发动群众,教育和引导“知情者”对我进行揭发和检举,罗织罪证,记录在案。据说,当时专案组曾按上海市革会迫害胡守钧(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市炮打张春桥的学生领袖)所编的小册子,将我的材料与之一一对照编列。胡守钧当时被打成了反革命,专案组亦步亦趋,如法炮制,其意图显而易见。
    另外,专案组还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奔赴各地,围绕着与我有关涉的亲属、同学和朋友进行了广泛调查。据后来的反馈,调查人员追查的有如下问题:“钦鸿为什么要到黑龙江去,是不是为了去投奔苏修?”由于我和闻彬 1969年返沪探亲时曾去黄山茶林场看望过同学,他们又追问:“钦鸿到黄山,是不是为了上山打游击而去察看地形?”但事实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最终他们只能是败兴而归。
    在长达一年的审查批判中,我逐渐意识到,专案组的既定目标就是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所以无论我如何据理申辩都无济于事。但他们终究无法落实那些所谓的反革命罪证,于是退而求其次,按所谓“非法组织”将我定罪。同时,又罔顾事实,无限放大我在工一连的作用,为我强加了一顶“连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煽动者”的帽子。最后,红卫农场党委于1971年3月15日决定给我以“开除团籍,行政记大过”的严厉处分。
    事后我才知道,与我相涉的复旦附中各地同学先后均受到审查和冲击,但多数人很快便获得解脱,唯独我是极少数受到处分最严重者之一,离万劫不复仅一步之遥。这便是连、团领导和专案组口口声声宣称的所谓“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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