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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点赞] 206、甘祖昌解甲归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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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5 05:25: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刘炳华

甘祖昌解甲归田后

刘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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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甘祖昌授衔照片


    按语:甘祖昌,22岁离家参加红军闹革命,52岁时他解甲回家务农。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赤着双脚踏踏实实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上世纪60年代中期,作者刘炳华曾为将军佩戴红领巾,并与将军合影。九十年代初期,作者又采访将军夫人——被习近平成为“老阿姨”的龚全珍,进一步领略了将军的豪迈情怀。


    甘祖昌,江西莲花县人,1905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井冈山革命斗争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战争年代,曾任著名的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多次负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诸多功绩。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 1955年被授予开国少将,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他是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江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86年逝世。
    1992年夏,时年四十岁的我正在华东政法学院就读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在结束了学校学工部和团委共同组织的赴江西省萍乡市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后,我即告别团队,于 7月 22 日至 24 日,来到了与萍乡市相距不远的莲花县县城,和坊楼乡沿背村,拜访了甘祖昌将军夫人——年近七旬龚全珍,她向我讲述了将军解甲归田后鲜为人知的往事。

解甲归田留英名,为民敢作逆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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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祖昌带队参加劳动

    1962年大年初二,新上任的公社刘书记来到甘祖昌家中拜年。当时,全公社一年要吃国家返销粮 360 万公斤。甘祖昌心直口快地对他说,解决农业落后问题是当务之急,希望他三个月内熟悉情况,六个月内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隔了一个多月,刘书记又来到甘祖昌家中,提出了解决农业落后的办法是兴修水利。真是不谋而合,他和甘祖昌想到一块儿了。但当时缺少资金。甘祖昌对刘书记说: “伙计,你怕不怕死?不怕死,峙垅煤矿赶快上马!把挖煤赚的钱用来兴修水利,建造水库!”1958年和1960年,当地群众曾两次用土石建水库,但都被洪水冲垮了。甘祖昌深深知道,搞水利靠哪一个人也不行,要靠众人团结一条心。他曾说:“靠我,就算我浑身是铁,也打不出几个钉子。要靠大家!”同时,他也十分清楚,光靠群众有干劲还不行,得要有懂业务、认真负责的技术人员指挥才行!
    1965年端午节前,甘祖昌参加了动员兴修浆山水库的群众大会,并讲了话。会后,甘祖昌对公社书记说:“我看县里派来指挥修水利的那个角色不行!没本事,又不负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靠他指挥就完了。你知道什么人能担当这个任务吗?”公社书记回答:“有是有一个,原来在县水利局当技术员,姓王,技术水平高,人老实,又肯吃苦,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已经开除公职回乡七年了。现在正抓阶级斗争,我不敢找他来。”甘祖昌听罢,立即说:“我敢找他,你派人去叫吧!叫他明天就来。我跟他谈谈,出身不好有什么要紧!我们需要他的技术!”
    随后,甘祖昌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说:“水利局那个技术员老王,你们不要,我们要他修浆山水库。工资我们乡里先发,将来你们县里归还。”于是,由甘祖昌拍板,把领导兴修水库的工程技术指挥人员定了下来。可是,乡里派人去请技术员老王,他不敢来,甘祖昌让公社书记亲自出马去请,还是碰了个钉子。老王对书记说:“我是被管制的,现在随随便便出去工作,将来恐怕吃罪不起。一定要我工作,得有甘将军写的条子为凭才行。”甘祖昌闻讯后,立即亲笔写下条子,再次让公社书记亲自出马去请。这一回老王出来了。
    老王见到甘祖昌后,小心翼翼地轻声问:“甘部长,你找我有事?”
    “我离开部队当农民已经好些年了,算什么部长?就叫我甘祖昌好了!请坐,你就是技术员老王同志吧?”
    “是的。但我现在早就不是技术员了。1958年被清洗回家管制劳动,已经快七年了。”
    “我是请你来帮助乡亲们修建浆山水库,要你当技术员、指挥员。你有技术,有实践经验,我们信得过你。工资按照原来你在水利局时的标准发给。你的工资是多少呀?”
    “50元。我不领那么多,领40元就行了。”老王接着又说,“我感到难办的是叫我指挥。我是个受管制的人,怎么敢指挥贫下中农呢?”
    甘祖昌鼓励他:“你不要怕,我们不把你当管制分子。你工作要胆大心细,心细就是在做之前要多想几遍,想细致一点,特别要考虑到困难和不利因素,拿出克服困难的办法来。胆子要大,前怕虎,后怕狼,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和公社书记给你撑腰,有问题我负责。”
    在领导修建水库的水利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甘祖昌向到会的八个生产大队派来的干部介绍道:“老王同志是我们修浆山水库的技术领导。他解放前后一直搞这项工作,是内行。修水库要靠内行的同志来领导。,光有干劲不懂科学技术是修不成水库的。所以我们请他来当老师。设计、施工、工程质量合不合格,要由他鉴定。这可是造福子孙的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
    有一个县里来的干部责问甘祖昌:“甘部长,老王来干什么?他是……”
    甘祖昌摆摆手阻止他讲下去,说:“我知道,他是被县里清理出来的管制分子,可他是搞水利建设的内行。根据我的观察,他确实是个行家,我们需要他。他天天从早到晚坐镇在这里,有事能及时解决。”
    在甘祖昌的支持下,王技术员大胆工作,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经过五个多月的奋战,只花了 121000多元,蓄水量为550万立方米的水库胜利建成了,21.5公里长的水渠也同时完工。从此,数千亩农田成了水浇田,水稻的产量翻了一番,公社摘掉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帽子。
    就在修建浆山水库快完工的时候,甘祖昌又向技术员老王提出了新的任务:“伙计,你为兴修浆山水库吃了苦,成绩显著。但工程一完工,你就得上马设计建造电站。我们要利用水库的水来发电。有了电就能建工厂,加快农业现代化,社员也能用上电灯。你要全力以赴搞好电站!”
    听罢甘祖昌的一席话,老王心里热乎乎的。他怯生生地提出要求: “建电站我要参考一些书,我的一箱子书被抄走了。”甘祖昌立即表示把他的书要回来。一个星期后,这箱书回到了王技术员的身边。
    电站建好后,甘祖昌想方设法买回来一套发电容量为 500 千瓦的机器设备,他又将安装任务交给技术员老王。
    老王显得有些为难:“我以前没有安装过电机。若有图纸,我可以仔细研究研究。”
    甘祖昌说:“光看图纸不行,你必须去参观学习,到什么地方去都行。不能走马观花,要下马观花,还要虚心问人家安装电机时发生过什么问题。能和人家一起安装一次就更好了。”
    老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到处走,去参观?我是个受管制的人,能到处跑?”
    “怎么,你又怕了?我派个懂技术的党员干部跟你一起去总该放心了吧?参观回来就安装我们自己的机器。伙计,不要怕,安装不好就拆,拆了再装,反复实践,一定能安装得好!”
    老王的双眼模糊了,激动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1967年电机安装成功,正式发电了。除生产用电外,还能供一半社员家庭照明。后来发电量增加,社员家家都安装了电灯。至此甘祖昌家中才装了电灯,并和其他社员家一样,使用 15 支光灯泡。
    1968年冬,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土木工程师被清理回乡。甘祖昌得悉后,立即向大队和公社反映:“他是一位建设西藏有功的人员,要按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办事,建议留在公社搞修桥铺路的工作。”不仅如此,甘祖昌还亲自登门找这位姓刘的土木工程师谈心:“老刘,我听西藏军区的领导讲过,你在西藏立过功,出过力。现在回来了,应该继续发挥作用。家乡也要建桥,我介绍你到社办企业去做点事,你愿意吗?”老刘激动得泪湿衣襟,抽泣着说:“我当然愿意,可我是管制分子,得劳动改造。到社办企业工作,别人不讲话吗?”甘祖昌说:“不用怕。你为家乡做好事,家乡人民会看得见的!”
    老刘没有辜负甘祖昌和家乡人民对他的期望,勤勤恳恳地为家乡设计修造了大小13座桥梁,受到了乡亲们的赞扬。
    在动乱年代,甘祖昌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做法无疑是逆风而行。有人背后议论:“甘祖昌是个‘糊涂将军’,专爱用那些‘四类分子’!他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
    甘祖昌听了这些议论后毫不在乎,他充满自信地说:“究竟是我糊涂,还是他们糊涂?将来历史自有公论,走着瞧吧!”
    龚全珍讲到这里,忍不住笑了,声音洪亮地对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到底谁糊涂,历史不是已经作了结论吗?”

请求降衔显初心,牢记宗旨好品行

    龚全珍妈妈,在打开话匣子之后,接着又十分动情地向我讲述了老伴另外一些令她无法忘怀的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至1955年,我军第一次评定军衔。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戎马生涯几十年、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获悉组织上评他少将军衔时,心中十分不安,多次主动向组织上提出要求降衔,这在当时被人们传为一段佳话。
    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军队各级干部评定军衔。当时龚全珍和丈夫甘祖昌均参加了军衔评定。龚全珍此时在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任教务处副主任,她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参加了革命,是个大学毕业生,学校的组织上给她定了个连级。她对此没有什么意见。一次当龚全珍和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丈夫甘祖昌谈及这次军衔评定时,龚全珍说:“我倒没什么,只是单位里有人为评级大闹意见。”甘祖昌接着她的话茬出乎意料地说:“我也有意见,而且有蛮大的意见,我已经写信到中央去了。”
    见妻子显出十分惊讶的神情,甘祖昌接着说:“评级别是根据德、才、资三条评定。在新疆军区后勤部,他们给我评了个师级。我想来想去,自己怎么能够上师级呢?后来事情又有变化,我的定级在报到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后,批回个准军级。这下我心里更不安了,也更有意见了,我便向中央写信提意见。你们八一子弟学校有个老管理员,他是个老红军,他的资格可老呢!他是在平江农民暴动时跟红军上井冈山的,他评了个什么级?连级。还有你们学校的总务主任,也是个老红军,还是一个曾经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他整天背着金子和银元,几万人部队的伙食费都在他的身上背着。白天他背着沉重的金子和银元行军打仗,晚上他仍然背着这些东西睡觉,他一刻不离地背着这些维系部队几万人生活与生命的金子和银元,一步步艰难地跋涉,最后终于和部队一起到达陕北。这样一位劳苦功高的长征老红军,他评了什么级?营级。和他们比比,我怎么能不对自己的评级有意见呢?我怎么能安心呢?评我连级就可以了,评营级就到顶了!”经历过井冈山革命斗争和长征的老红军甘祖昌的这番肺腑之言,体现了他多么高尚的思想境界!显现了他不忘初心、位高不矜的高风亮节!
    与甘祖昌将军相濡以沫三十余载的龚全珍,还向我讲述了甘祖昌将军当年曾有一次不给她“面子”的往事,此事曾令她一度“耿耿于怀”。这件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龚全珍与甘祖昌喜结连理不久,她受同事之托,求甘祖昌办一件事。她对丈夫说:“我的一位好友想到军人服务社买块表,听人说后勤部的人买表可享受减税的优惠,价格便宜十几元钱。但军人服务社经理说,要请你写张条子才能买。这件事好友托我,请你帮忙为她写张条子。这位老师平时与我很要好,从来没有求我办过事。我已答应人家了,你就帮帮这次忙吧。” 甘祖昌听了新婚妻子的这番话后,心中有些冒火,便大声地对妻子说: “真奇怪,买得起表,上不起税,还算个什么老师?一点国家观念都没有!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不写条子。这种事你不该管。”第二天这位老师一见到龚全珍,便问:“甘部长写了条子没有?”当这位老师得知甘祖昌一口回绝此事之后,十分惊讶地又问:“难道你丈夫这点‘面子’也不给你?”龚全珍将情况如实地告诉好友:“这件事,他的确没给我‘面子’。他这个人只讲原则,不讲‘面子’。”这件事,当时弄得龚全珍很难堪。后来在甘祖昌的耐心启发下,龚全珍才意识到的确是自己不对。这件事使她加深了对丈夫的理解,打心底里更加敬重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时时想着国家和人民的丈夫。
    1957年夏,在甘祖昌将军的一再请求下,组织上批准了他解甲归田的要求。当甘祖昌高兴地将组织上已批准他回乡务农的消息告诉龚全珍时,龚全珍感到此事来得太突然,但她很快就理解了丈夫的决定,并适应了这一变化。就在丈夫第一次向她谈起打算回江西老家时,龚全珍偶然在丈夫的笔记本里看到了甘祖昌请求回乡务农的三份报告的底稿。在这些报告中,甘祖昌用极其恳切的言词写道:“1951年我跌伤患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发作,不适于担任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和脚还是好的。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家乡当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从1954年到1956年的三年中,甘祖昌连续向组织上写了三份请求回乡务农的申请报告。龚全珍从这三份报告中知道了丈夫请求回乡务农是“图谋已久”的。她为丈夫立志务农的坚强决心、时时想着为人民作贡献的崇高精神所感动,毅然决定自己也办离职手续跟随丈夫一起去江西农村。她的想法是:当初自己既然愿意和他结合,那就不论天涯海角,都应该和他同去,与他同命运共患难。至于个人的工作和前途,没有必要考虑得更多。自己今后的路,一定会闯出来的。
    夫妻俩一起收拾行装准备回江西时,甘祖昌对她说:“这次回家路途遥远,尽量少带东西。棉被棉衣,只带布料,不准带棉花。国家没有那么多差旅费。将棉花带回所用的路费,要比买新的棉花还贵得多。”龚全珍认为丈夫的这番吩咐句句在理。于是便将所有的棉被和棉衣全部拆开来,将其中的棉花抽出来留下,只将布料装入行李箱内。就这样,当时甘祖昌一家三代十余口人的行李,仅用三个箱子和三只麻袋便全部装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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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祖昌在农田里与社员一起劳动

    甘祖昌还几次谢绝组织上提出的要为他盖房子的建议。一次在他住医院时,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兼新疆军区领导、长征老战士王恩茂来医院看望他,并告诉他组织上决定在乌鲁木齐的郊区为他盖一栋新房子,让他在那里长期休养。甘祖昌十分感激组织上对自己的关怀,但他不愿意给国家添负担,于是便婉言谢绝了组织上对自己的照顾。他说:“党给我这样的关怀,我实在惭愧得很。我没有给党做什么工作,比起那些为革命光荣牺牲的同志来说,我更惭愧万分。所以请求党不要给我盖房子,盖了我也不去住。让我回去务农吧!”
    后来在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领导、长征老红军肖华来新疆时,甘祖昌当面向这位上级领导提出自己回家乡务农的请求。这次,肖华批准了甘祖昌的请求。当龚全珍到新疆军区干部管理部为丈夫和自己办理离职回乡手续时,该部门的一位领导对她说:“甘祖昌是少将级,公家起码要先给他盖好房子,然后才能让他走。”甘祖昌得知此消息后,焦急地说:“那是‘老黄历’,现在情况变了。”后来,他终于说服了准备为他在江西农村盖房子的新疆军区干部管理部门,与妻子和儿女们一起回到了条件十分艰苦的江西山区农村。在回家乡前,他又谢绝了江西省民政厅提出的要为他盖房子的建议。他还多次说:“在农村要干就得真枪实弹地干,做做样子的劳动,那没意义。我是回家当赤脚农民的,回来了就不走了。”当地的一些领导认为,甘祖昌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生活上应予以照顾,甘祖昌总是这样回答:“正因为我是老同志,就更要带头艰苦奋斗,不能要求照顾。”
    龚全珍老妈妈还对我讲起了她为了孩子的婚事曾与甘祖昌将军意见不合的往事。1980年,他们的大女儿结婚了,作为母亲的龚全珍对老伴说:“孩子结婚了,女儿与女婿的工资都很低,现在要置点家具和日用品有困难,孩子们的终身大事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在经济上帮助一点。”甘祖昌对夫人说:“他们工作几年了,我们也没要他们的钱,这些事应该由他们自己操办。我们把他们养大了,就尽了义务,哪能还管那么多事。”龚全珍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老伴说:“你这个爸爸好做,我这个当妈的难啊。我不能让人笑话,一定要帮助他们一点。”由于两人对此事意见不合,谁都不愿让步,弄得心情都不愉快。直到来到他们身边看望的女儿和女婿将要返回部队时,甘祖昌才以默认的形式勉强地作了让步。龚全珍从存在银行的 2000元转业费中取出了700元,给新婚的大女儿。即使在这时,甘祖昌仍一再对龚全珍说:“你对孩子们太迁就了!我的钱是国家给的,用到革命需要上去是应该的。留给孩子,让他们坐享其成,就不应该。要改变这种只为子女营造安乐窝的传统观念,这也是一种移风易俗啊!”龚全珍对我说:“这是我们结婚数十年中,在经济上唯一的一次闹得不愉快。”她知道,丈夫经济条件尚可以,但生活一向十分俭朴。为了支援集体生产和济困帮贫,他从来都是出手大方的。他曾捐出数万元积蓄支援集体生产和济困帮贫。

思念老伴写回忆,相濡以沫长相忆

    1986年甘祖昌不幸病逝后,龚全珍含着思念丈夫的滚滚热泪,以饱蘸深情的笔墨写下了数万字的回忆文章《我的老伴甘祖昌》。当我接过写在雪白纸片上密密麻麻的手稿时,读着读着不禁双眼渐渐地模糊起来了。在征得龚全珍同意后,我将此文中一些生动感人的片段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1958年,许多地方都刮起了“浮夸风”。有的领导为了讨好上面,不仅向上面虚报粮食产量,并且按照虚报的粮食产量逼老百姓交出自己的口粮以敷衍上面,弄得许多老百姓家里没有米下锅;有的领导下令办劳力食堂,不管老人、小孩有没有饭吃;有的领导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下令搞“花架子”,叫社员将分散的肥料集中堆在马路边,搞成“肥料山”。甘祖昌对这些浮夸风怒不可遏。他直截了当地对一名地方主要领导人说:“是谁叫把肥料堆在马路两边的?离马路远的田就不要肥料吗?这样担来担去要花多少劳力?是谁叫办劳力食堂的?老人、孩子不是劳力,就不给饭吃了吗?是谁叫你们这样干的?”他还毫不客气地当面质问另一名职务更高的搞“浮夸风”的地方领导:“我问你,三个月不发口粮是什么缘故?你们天天吹牛说亩产几千斤,增产几万斤。没有粮,就没有社员的口粮,我们家的粮食也都给搜走了。老人和小孩子不要吃饭吗?告诉你,三天之内不给社员发口粮,我要打电报给周总理,告你们!”龚全珍忧心忡忡地对他说:“这些官员你都得罪了,不怕他们报复?”甘祖昌毫无顾忌地回答:“我准备坐班房。”过了没几天,社员都发到了口粮,劳力食堂不久也解散了。那些一度热衷于搞“浮夸风”的地方领导干部,接受了甘祖昌对他们的严厉批评,变得热心为老百姓做点好事和实事了。数十年后,父老乡亲们每每提起这段往事,总会对甘祖昌赞不绝口。
    1985年10月底,已八十高龄的甘祖昌将军最后一次住进了医院。他住的这所医院,是家乡医疗设备简陋的农村县级医院。当新疆军区派来的一位领导干部1986年1月到江西莲花县看望躺在县医院里的甘祖昌将军时,他紧握着甘祖昌的手说:“我进疆晚,在新疆没见过你,可是你的事迹我们都熟悉。我看到像你这样一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同志住在设备如此简陋的医院里,心里真难过。甘部长,你病情好转后到南昌定居吧!新疆军区领导要我跟江西省委商量,在南昌为你盖几间房子。那里条件好,这里条件太差。你苦了几十年,现在 80 岁了,该享点清福了。”躺在病床上的甘祖昌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谢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我已经80岁了。要是死了也应当,国家可以节约一点开支。可是,我还不想死,要争取再活几年,看看四化建设。我已经享了几十年的福了。这里条件还可以,南昌我不去,房子也不用盖了。谢谢新疆军区的同志们,谢谢你们!”他还对陪伴他的妻子龚全珍说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功劳,一切功劳应归党和人民。我是个普通的农民,党培育了我几十年,我为群众做点好事,是应尽的义务。”他临终前还嘱托妻子:“我那条白毛巾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在去东北工作时与我临别前送给我的,同志的感情深似海呀!我将它保存了几十年,即使再烂我也舍不得丢掉。请你将它一定保存好。”

谆谆教诲记心间,不忘初心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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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接见龚全珍

    甘祖昌的老伴龚全珍和他们的后代,没有忘记革命前辈的谆谆嘱托和教诲。2013年,已九旬高龄的龚全珍老妈妈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在北京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习总书记亲切地与龚全珍老人握手,并特意向在场的同志介绍这位道德高尚的老人,和蔼地称呼她“老阿姨”,并说,见到“老阿姨”,自己一阵激动,我还在读小学时便知道甘祖昌将军当农民的事迹。2014年春节,龚全珍老妈妈受邀来到北京,出现在央视春晚的嘉宾席里。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来到井冈山革命老区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龚全珍老妈妈再次见到了总书记。在革命旧址茅坪,习总书记与当地百姓一起围坐在火炉旁,龚全珍老人紧紧挨在总书记旁边坐着,一起促膝谈心。
    2018年 2月5日,央视首播了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拍摄的以甘祖昌、龚全珍夫妇为原型的电视连续剧《初心》。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观看了这部感人肺腑的电视剧。
    如今,德高望重、名垂史册的老红军甘祖昌与世长辞已三十多年了。岁月虽然在流逝,但老将军的名字不会在人们心中消失。人们将永远铭记这位老共产党员、老红军那不忘初心、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本色的高尚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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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炳华(左一)与甘祖昌夫人龚全珍及女儿在江西省莲花县革命烈士纪念堂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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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5 10:25:2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甘祖昌事迹读小学时就知道,教材上有。现读了刘老师的文章,甘将军一心为民的高大形象更丰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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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5 11:25:32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谢老师刊发了刘炳华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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