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校里担任着校刊的主编。 那天学校党支部副书记、教导主任把我叫了去，给了我一份名单，上面有十个教师的名字。他告诉我，这些都是经审定的右派分子。要求我们团委、学生会配合，对他们进行批判。 我看着名单，先是震惊，后是迷惘。这些都是平时给我们授业解惑的老师，而且大多是我相当崇拜的老师，我很难将我对他们的了解和“向党猖狂进攻”的坏人联系起来。但那时的口号是做“党的驯服工具”，不能与党“离心离德”。不管我们自己是怎样想的，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和党“同心同德”，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判”是责无旁贷的。 紧接着在校刊上就有批判他们的文章，有丑化他们的漫画，这里面当然有我的“杰作”。 在这张名单中，第一名的是语文教研组组长、一级教师景克明。他在学校里写了一张大字报《朕即党，对吗？》，批评党支部书记、校长，后来这篇文章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刊登了出来。 “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结果，将他确定为学校“右派分子”的第一号种子。从此景老师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成了校刊批判的“重点对象”。 最滑稽的是，由于校长在解放前做地下工作，在景老师被确定右派以后没几天，他自己又被确认为“叛徒”，类似的许多事情是我们至今也不会弄得明白的。 在这个时期，我成为一位学生“忙人”，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我忙得很少与秋俐见面。 有一天秋俐兴奋地来找我，告诉我剧团正在排一个新戏——《周旋的一生》。这次师傅给了她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除了有比较多的交流台词外，还有整整两段共十四句的唱词。 星期六下午，剧团彩排。彩排的时候，演员家属可以免费到台下观看，秋俐要我也到剧场去给她捧场。 那天下午我急着从学校出来，回家后匆匆地扒了几口饭，就到秋俐的家里，然后一起赶往位于西藏路南京路口的天宫剧场。通过南京路口的后门，走完楼梯到了后台。她去化妆间，我拐到前台挑选了一个座位，坐着看他们的演出。 演出结束后我走到后台，坐在化妆室外的休息室，等待秋俐卸妆后到外面吃宵夜，然后送她回家。突然我听到门外传来一口标准京口的男低音，这是我相当熟悉的声音。 我透过门缝向外走廊望去，果然是他——名列学校“一号右派”的景克宁老师！ 秋俐卸完妆出来了，她催促着我一同出去。我却一把拉住她，问景克宁怎么会到这里来。 “他是《周旋的一生》的伊君编剧，你认识他？”我点了点头，并没有告诉她详情。我要求她，等景老师走了我们再出去，她也不明就里地同意了。但是等到我再走出化妆间的时候，我还是与景克宁老师不期而遇了，我们极其尴尬地打着招呼。 晚上我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该怎么办？”最后我作出了一个使我后悔一辈子的鄙劣的决定。 第二天我走进学校党支部的办公室，“检举”了我的老师——一个不知悔改的右派分子，居然还在社会上散毒，居然还敢用“伊君”的名字在文艺舞台上种植“毒草”，继续“与人民为敌”。 于是，那部沪剧仅仅上演了五天就被勒令停业。 这位有才华的景老师又被学校停止了教学工作。 一个月后他被“发配”到老家接受“改造”。接着被判处20年徒刑，饱受牢狱之苦！在动乱岁月中又被判处死刑。拨乱反正后景克宁老师得到平反，但由于遭受长期的身心折磨，他得了癌症，不久就离开了人间。 尽管他的遭遇，不一定完全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知道，我确实负有一定的不可饶恕的责任。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像我这种被扭曲了灵魂的人又有多少！等到我自己也身临其境、受到迫害的时候，我才悟出了一个被误解的人是多么的悲哀啊，尤其揭发、批判自己的竟然是朋友、同志，特别还是师长！ 也因为这个使我终身羞愧的行为，使秋俐充满憧憬的那次演出，只持续了短短的五天！她的兴奋被一个称为朋友和情人的人无耻地出卖了！ 我一直没有敢把这个真相告诉秋俐，这是因为我的懦弱和卑劣。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秘密始终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底！ 但是我的心，却一直在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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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30 05: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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