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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204、果园飘香12:苦中作乐·浅吟低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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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6 03:55: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倪炳发

    果园飘香12
苦中作乐·浅吟低唱(上)

倪炳发


12.jpg
宿舍里的饕餮大餐


    知青有个很奇怪的心态,当初身处那段岁月时大家感到枯燥寂寞,厌倦可怕,可如今回想起那段岁月却又感到有滋有味,乐趣横生,哪怕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现在回味起来也令大家津津乐道,甚至捧腹大笑。
    客观地说那时候农场各方面的条件确实很艰苦,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可知青职工青春年少,乐观开朗,他们会以最简单朴实的方式自得其乐,而且这种快乐与如今音响甚佳的ok聚唱,奢华舞厅的轻歌曼舞,富丽餐厅的高档宴会,幽雅影院的大片欣赏等所获得的快乐相比,其快乐指数丝毫不低,是一种特别的快乐,一种如今儿女们无法理解的快乐,也是一种再也找不回的快乐。
    说起自得其乐首当其冲的是“吃吃喝喝”。知青职工都是正在发育生长的小青年,很需要吃也很想吃,只要空闲下来,特别到了晚上或者场休日总会挖空心思弄些好吃的改善改善。那时工资普遍很低,扣除饭菜票伙食费后每月到手的钱不多,要购买生活日用品及积攒一些钱回沪休假用,所以经济上很拮据,要想吃喝上改善改善还很不容易。可女职工们很会精打细算,她们饭量小一个月的饭票总有剩余,她们会把剩余的饭票退掉换回现金和粮票。那时粮食计划供应粮票很值钱,粮票能调成现金也能调换物品,就此女职工们常常会用剩下的粮票与当地老乡换鸡蛋、花生、黄豆、瓜子等一些农副产品。另外女职工一般都有煤油炉,备有锅铲等烹饪具用,烧东西很方便。花生、瓜子一炒能当零食吃,食堂买一客小肉片加青菜能煮一锅滋味鲜美的面条等等。
    每当场休日女职工更是兴致勃勃,起个大早到陈家镇或者牛棚镇赶早市,买些鱼、蟹、鸡、鸭等回来。当时这些食品价格都很便宜,崇明蟹、黄鳝4毛左右一斤,河鲫鱼2毛多一斤,刀鱼也只有4毛一斤,2元多就能买一只老母鸡了。每次采购来回跑几十里地姑娘们一点不觉得累,回到宿舍杀鱼宰鸡,点上煤油炉架起锅就忙开了,宿舍里飘溢着诱人的香气。一会儿红橙色的老毛蟹,乳白色的黄鳝汤,浓油赤酱的红烧鲫鱼,金黄色的老母鸡就烧好了,香气扑鼻、美味可口。当然并不是每个人每一顿都那么丰盛,根据各人的经济状况和兴趣有丰有简。也不知何故,现在回忆起来那些食物是那么的美味,那么馋人,即使一碗小肉片菜汤面也是那么的享受和满足。我曾调侃地说:其实我们知青在七十年代已经发明和享受了“农家乐”。
    相比女职工男职工饭量大有些还抽烟喝酒,因此每个月的工资都是紧巴巴的,一些“月光族”还需要家里补贴。但连队男职工会以他们的方式同样享受吃喝的快乐,没有钞票买鱼买蟹就自己动手捉。一连有不少捕鱼捉蟹的能人,“齁背”“长脚”“小江”等是钓鱼的高手,他们三日两头会跑到连队河边或附近农村的鱼塘钓鱼,竹林里随手砍一根竹头,挂上线和钩子就钓起来,每次都是满载而归。有河鲫鱼、鳊鱼,还有七、八斤甚至十几斤的大青鱼,回到宿舍鱼还活蹦乱跳,马上现杀现烧,然后叫上要好的兄弟一道喝酒品尝美味的鱼宴。另外鱼钓得多了,他们很大方,会给相熟要好的女生送一些,实在吃不完就用盐腌起来做咸鱼干,真可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新弟、新发兄弟俩从小生活在浦东,是拷浜捉鱼的高手,到了连队后吃鱼吃蟹对他们来讲是小事一桩。大田里有一条条明沟,在我们看来沟水浑浊,杂草丛生,可在他们眼里却是捕鱼捉蟹的好去处。兄弟俩脱去衣裤赤膊跳到明沟里,在浑浊的沟渠草丛中徒手捉鱼,一个从东头,一个从西头慢慢向中间靠拢,沟边上有人拎着铅桶跟着,只见兄弟俩一会儿摸上一条鱼,一会儿捉牢一只蟹,一会儿又捞起一条大黄鳝,有时运气好还能捉到野生甲鱼。一条明沟摸完铅桶里的鱼蟹也装满了,真可谓浑水摸鱼,收获满满。
    记得有一年夏天班里正好有空,新发叫上班里职工一道到北片一条大明沟拷浜。两头筑好坝后,男生跳到沟里用粪桶轮流往外舀水,女生们在边上帮忙。当时我在新发班里,觉得好玩也跳下沟帮着舀水,弄得满头大汗,浑身泥水。因为是大的明沟,水整整拷了一个下午,直到傍晚沟里的水才潮潮露底。只见一条条鱼,一只只虾在草丛泥水中蹦跳挣扎,大家忙下沟捕捞,在旁的女生看着好玩也顾不上弄脏,兴奋得纷纷爬下沟里捕鱼捉虾,晚霞映照下整条明沟响彻着男女职工们的欢笑声。
    连队能自己捕鱼捉虾品尝美味的职工毕竟不多,但蟹有蟹路,虾有虾路,一些鬼灵精怪的职工也有办法弄来好吃的,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顺手牵羊、偷鸡摸狗。那时物品匮乏又没有钱,能搞到一些东西吃就很解馋了,胆子小一些的职工路过连队的蔬菜田,会顺手摘几只番茄、黄瓜偷吃,路过老乡的农田会掰几个玉米,刨一点山芋拿回来煮熟吃。胆子大的职工则是四处伺机,大显神通。连队“小家户”们一般都自己养养鸡、养养鸭,自从知青来后就遭殃了。还生着蛋的鸡一转眼就不见了,甚至还未长大的鸡和鸭也会莫名其妙地失踪。“小家户”们心知肚明,知道是连队职工干得好事,可又抓不到把柄,只能心疼地站在家门口大声骂街。其实偷鸡的人里面说不定还有她班里相熟的职工,此时可能正躲在一边抹着油嘴在暗暗偷笑。
    最遭殃的还是连队饲养的鸡和鸭,养鸡班和连队职工会里应外合一起偷。林浩曾对我说起,养鸡班班长须全觉是南市区一同到连队的好朋友,林浩经常到他班里拿鸡蛋煮白煮蛋或水潽蛋吃,有时还成筐地偷到宿舍分给其他要好的朋友吃,可以说兔子吃了不少窝边草。
    有一次柏青听人反映这几个月鸡、鸭产蛋量很少,她从未养过鸡鸭,吃不准是被人偷了还是怎么回事,便去问“憨卢布”:“最近养鸡班交到连队的蛋很少,是不是冬天鸡鸭就少生蛋了?”“憨卢布”是个聪明人,知道底细可不便揭穿,便打起哈哈回答道:“天冷了,鸡鸭当然生蛋少。”
    “憨卢布”还跟我说:“几年里连队总共被偷了五百多只鸡鸭,在运动中工作组还作为一个问题重点查过,最终因没有确凿的线索和证据不了了之。”在我的采访中有不少职工向我披露,那时他们都偷过。在牛棚镇农家乐一次聚会时,曹宝羊记忆清晰地向众人坦陈:“我一共偷过14只鸡,29只鸭。”我打趣地说:“在被偷的500只鸡里,你算是贡献大的一个。”
    遭殃的还有连队食堂,放在仓库的食物时常缺少。食堂工作的“阿玉”说:“当时非常恼火,放在案板上的猪肉一转身就发觉少了一块,晾挂着的咸肉隔几天就被割去一块,咸肉越挂越小,甚至仓库里的大米,食油、黄豆及盐也经常遭偷,防不胜防,都是连队捣蛋鬼做的好事。”
    一次食堂被偷了几袋大米,传闻卖给了当地老乡,负责治安的老彭决心彻查此案,可一点线索也没有。于是他戴着草帽扮成当地农民到附近村庄挨家挨户去侦探,他谎称有大米卖给老乡,在讨价还价中从老乡口中套出了确切线索,然后顺藤摸瓜破了案。
    还有更捣蛋的,67届职工金登喜“金胖子”跟我说,一些男职工饭菜票吃光了就动起歪脑筋。到食堂买饭看到窗台上堆着饭菜票,便悄悄在搪瓷碗碗底粘上饭米粒,买饭时往小窗口一站,用碗重重地往饭菜票上一敲:“来!打半斤饭。”饭打好后用手往碗底一撸,已粘上了饭菜票,神不知鬼不觉,买了半斤饭却还多出了几斤饭票和菜票。
    总之男生们会挖空心思动足脑筋去搞些吃的,有时候东西搞得多就干脆用脸盆烧煮,再到小卖部买一桶崇明老白酒或者“小炮仗”(二两半装的土烧酒,瓶子形同鞭炮),几个要好的朋友在宿舍里围着大半面盆的蟹或鱼肉大快朵颐,吃得脸红耳赤,酣畅淋漓,一醉方休。
    有时候偷来的鸡和蛋不能大明大放吃,于是便偷偷躲到工具间或不易发现的茅草棚里,不用煤油炉,接上二只一千瓦的小太阳灯当炉子,锅子往小太阳灯上一放,没几分钟一锅热气腾腾的水潽蛋就煮好了,再放一点用粮票调来的炼乳,真是又香又甜,你一碗他一碗如同吃着世上最美味的食品。
    70届知青乐年是连队电工,他说那时和其他几个职工也偷了不少鸡。他住宿在北片的机口小屋,那个地方离连队生活区较远,晚上基本没有人来,小屋里锅、勺、碗、筷一应俱全。偷来鸡后就在小屋里烧小屋里吃,一只鸡上来你扯一个大腿,他撕一个翅膀,吃得津津有味,一会儿就吃光了,连鸡汤也不剩。乐年还不好意思地说:“有一段时间鸡吃得太多了,走出去连身上也闻得到一股鸡味道。”
    现在大家回忆那时吃的东西都觉得特别有味道,有人说那时的东西是野生的,味道当然好,也有人说那时没什么东西吃,所以吃什么都香。这些都有道理,我想补充的是,人们在吃喝时不仅关系到食物本身的美味,还关系到吃喝时的环境、气氛以及个人的心境,人们在品尝食物时往往还在品味食物之外的另一种味道,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一种甚至比食物更美味的味道。
    那时农场业余生活非常单调、枯燥,初期,偌大一个连队没有一台电视机,一张乒乓桌,一个篮球架,也没有下棋打牌阅读看书的活动室,每天宿舍(睡觉),大田(干活),食堂(吃饭)三点一线,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娱乐的沙漠。然而知青职工不仅仅满足于吃吃喝喝的快乐,他们更渴望精神文化上的慰藉和愉悦。知青职工中具有文学艺术,体育运动等天分的人还不少,虽然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未能有机会得到培养和施展才能,可在农场这个文化沙漠里他们像一棵棵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小草仍在浅吟低唱。
    72届知青魏明,张海春,夏凤英,金惠春等爱好体育运动,是打乒乓球的好手。随着农场条件改善连队后来添置了一张乒乓桌,从此食堂大厅乒乓桌前就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一有空就聚在一起打乒乓,“三妹”还特意穿上运动衫,颇有专业运动员的范儿,她打球泼辣凶狠,是女生中的顶尖好手,一般男生也打不过她,在自行组织的比赛中常常赢。
    七十年代从日本传来一个很厉害的新技法弘旋球,魏明接受新生事物很快,他省下钱从上海买回来一付海绵反胶球拍。这种球拍发出的球旋转力特别强,于是魏明不仅拿着球拍显摆还时常捉弄别人。先发一个下旋球对方一接球就落网,又发一个上旋球对方一碰球又弹得老高出界,打得对方莫名其妙无处适从,围看的人也逗得哈哈大笑。就此魏明把这付球拍当作秘密武器视如宝贝,不打球时专门放在牟惠芳处保管,并关照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借。许多人想试试这付球拍的厉害去借,小牟严守魏明的命令坚决不借,一些人为此既嫉妒羡慕魏明又恨得咬牙痒痒的。
    一连杨浦区职工较多,听人说上海业余足球杨浦区的水平是数得上的,足球很普及,因此杨浦区职工踢足球都有点“三脚毛”(上海话,意为有两下子)。“小楼”“小羊”“金宝”“瞎子”“蒋光”和振余等都是足球爱好者,他们在连队操场上自己动手架起两个没有球网的简单球门架,兴趣一来就在操场上奔来跑去你一脚我一脚地踢起球来。我记得他们曾邀请其他连队的足球爱好者进行友谊比赛。场地设施虽然简陋,上场队员穿的衣服鞋子五花八门,可比赛还是有模有样的,场地用石灰粉划好线,有裁判正儿八经地吹哨,比赛也很激烈引来许多职工围看。我就是从那时开始了解了足球,知道踢足球不是争抢乱踢,而是有位置的,什么前锋、前卫、后卫,还有什么越位、角球等。
    大约1977年我在林带班,有一天班长“蒋光”约好与别的班踢球,我们班“小包头”“坏手”和许志刚等男职工都参加了,因缺人“蒋光”把我也拉上凑合。我不善体育,从未踢过球,就安排我当个守门员滥竽充数地踢起来。一场下来又顶又扑、连滚带爬,拼足了力气还是球门洞开,被对方连进了好几个球我们班踢输了。还好没吃鸭蛋,球技不错的“蒋光”也进了球。赛后大家都兴高采烈的,“小包头”还自嘲地说:“我们班老、弱、病、残,踢成这样不错了。”回想起来,这是我平生参加的唯有一次足球比赛,参与的体验和兴奋,绝不比当下看一场欧锦赛逊色。
    那时大家最盼望的是看露天电影。场部放映队轮流到各连队放电影,一般三、四个月一次,轮到放电影是连队最闹猛的时候。这一天会稍微早收工,大家吃好晚饭便迫不及待来到操场上,有板凳的选好位置早早摆上,没凳子的用砖和木板搭成一排座椅,有的干脆就站着看。放映队利用电线杆或竹竿挂上白色的银幕,在后面架起放映机,天一黑电影就开映了。那个年代放映的片子不多,就那么十几部样板戏,反映英雄人物的故事片,或者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革命电影。一些电影反复放大家已看了多遍,有一个职工对我说《列宁在一九一八》这部电影他已看了八遍,尽管如此大家仍是兴致昂然,百看不厌。在那个极其缺乏娱乐的年代,农场职工已不在乎电影的剧情内容,大家聚在一起望着那块白色的幕布,哪怕因电力不足或片子老旧银幕上模模糊糊,雪花点点,那就是一个快乐的夜晚。为此,一些兴致好的职工只要听到附近连队甚至场部放电影,就会邀上同伴徒步几里甚至十几里赶去看。乐年跟我说,有一次场部放一部新片子,他们后勤班准备开手扶拖拉机去看,想不到拖拉机一发动围上来几十个职工都要搭乘前去,拖拉机根本搭不上这么多人,左劝右劝大家围着就是不肯散,没办法乐年他们只好骗他们:“人太多了,今天不去了。”说完把拖拉机开到车库熄火,他们也装着回宿舍了。过了一会见人群都散了,他们几个迅速跳上手扶拖拉机一发动才悄悄开溜赶去场部。我把这些事曾说给儿子听,他感到不可思议。是的,这种心境和体验只有我们知青才能理解和体味。
    大约1976年连队添置了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自此职工晚上有了一个活动的去处。当时一般家庭还没有电视机,是个稀罕物。电视机放在食堂大厅里,专门做了一个架子和木箱,有专人管理,白天锁在箱内晚上负责开电视。连队规定开放时间晚上七点到九点半左右。没到开放的时候好多职工已早早把板凳、木块及砖块等放好抢个位子,生怕坐在后面看不清,也确实是,电视屏幕实在太小,几百个职工都想看,来晚了在后面根本看不清楚。于是到了晚上食堂里你争我抢,你挤我拥都想朝前坐,到了电视开放时还在吵吵嚷嚷。晚来一点的人只能在后面站着看,再不行就踩在凳子上或食堂边的窗台上看,实在挤不进没有位置了只能在人群外听听声音凑个热闹。反正自从有了电视后每到晚上食堂大厅就成了一个欢快的大派对。
    我是近视眼又不喜喧闹,为此偶尔去看看电视,那场面确实热闹,连队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职工都聚集在这里,职工们又喜欢起哄打闹,看到精彩或好笑处食堂里一片哄笑和尖叫声。我还注意到观看的人群里有好多一对一对的情侣,他们看电视有一个统一的姿态,一个板凳俩个人合坐,女的坐前面男的坐后面,因为很挤男的乘机双手围抱着女生或装模作样地把手搁在大腿上。每当电视屏幕泛白光线亮一些时,一对对情侣亲密火热的模样特别显眼。我曾调侃地说:“如今电影院里的情侣座其实也是我们知青发明的。”
    那时候连队职工很喜欢讲故事听故事。可能由于爱好文学我很擅长讲故事,在十七连的时候就很有名。场部放映队杨开宏听过我的故事后几乎着迷,为了听故事就到连队放电影。放映机架好一开映他叫助手看管着,自己拉着我到指导员阮建光办公室听故事。一场电影放完了故事还没讲完,为了接下去听他会凑空提前又到连队来放映电影,就此十七连看电影的机会要比别的连多。
    我不是个欢喜显摆的人,到了一连后从未和别人说起我会讲故事,有一天在女生宿舍“嘎讪胡”,一个女职工说:“上次听了一个‘一只绣花鞋’的故事,老好听咯,可惜只听了一眼眼,勿晓得结果哪能。”我脱口而出:“我知道啊,你们要听,我来讲。”想不到这一讲就不可收拾了,爱听故事的职工三日两头缠着我讲故事。那时流行的“一只绣花鞋”,“绿色的尸体”等都是长篇故事,要讲七、八个小时,每次讲故事口干舌燥也蛮累的。女生们很知趣,会殷勤地泡上茶,递上烟,甚至把饼干箱里平时自己也省着吃的糖果糕点等慷慨拿出来给你吃。有时为了听一个想听的故事,还会特意到小卖部买整包的烟送给你。这样一来我很不好意思,只能卖力地讲,可肚子里的小算盘也拨拉开了。我们男生都是“老鼠不过隔夜食”,有好吃的东西一下就吃光了,根本不会有饼干箱存着放着。既然讲故事时又是茶又是烟还能吃上好东西,于是我把故事内容添油加醋尽量拉长时间,另外把每次讲故事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多小时,以增加讲故事的次数,从而能多“骗”些东西吃。因此每每讲到最紧张精彩的当口我就刹车:“时间已晚了,女宿舍不方便,要听下回,明日请早。”说完便起身离去。只听见宿舍里一片懊丧声,有女生还会跑出来左叮嘱右关照:“明朝早点来,阿拉等侬噢!”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所讲的故事只依稀记得一些轮廓,具体情节内容已忘得一干二净,可是那些“骗吃骗喝”的场景却还历历在目,那些香甜可口的糕点糖果还似乎口齿留香,在此,谢谢侬!听过我故事的女生们。
    当时连队会讲故事的职工还不少,如曹宝羊,“光郎头”,狄斗,成富顺,张海春等都是讲故事的好手,听说和我一样同样耍着“骗吃骗喝”的小伎俩,在女生那儿“骗”了不少好吃的。尽管如此,在那寂寞长夜无论是讲故事还是听故事,犹如春风夜度吹拂着我们干涸的心田,也给我们带来过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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