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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202、果园飘香11:东扯西拉·轶闻趣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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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16 06:23: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倪炳发

    果园飘香11
东扯西拉·轶闻趣事(下)

倪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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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来知青职工的生活简单而又平淡,虽然有职工调皮捣蛋,但总体风气还是不错的。职工们没有染上黄、赌、毒的恶习,那时没有全民麻将,没有“斗地主”,空暇时会打打四十分或八十分,大多不来输赢,有也是几根香烟几两饭菜票的小刺激。
    可能因为无聊或争胜,有时职工会一时兴起而赌一赌,比如赌吃饭。我在十七连就赌过一次,那时干活后饭量很大,一次吃了八两饭后觉得还没饱,于是随口说了一句:“我还能吃一斤半饭”。想不到班里职工听后起哄起来要和我赌,赌注为半斤饭票五角菜票。当时肚子确实没饱,加上话已出口,于是就硬着头皮赌了。第一碗半斤饭打来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三下二下吃下去了,可第二碗就不行了,饭塞进口里很难咽下。因约定好一个小时内吃完,于是我到宿舍外小跑了几圈,又在吊环上拼命地撑动,想让肚子消化消化再吃。可是再怎么运动都无济于事,每扒一口饭都很难咽下去,最后硬撑着吃完了第二碗半斤饭,第三碗再也吃不下去了。就此我吃了平生最多的一顿饭一斤八两,可离赌注二斤三两还差半斤,我赌输了。
    像这样赌吃饭的事一连也有,赌注都很小,都是闹着好玩。魏明跟我说,一连赌吃饭中不少职工能吃二斤饭以上,最高纪录是二斤八两。他还说了一件事,有一天场休他们到牛棚镇去玩,逛累了走进一家饮食店想歇歇脚。一个职工买了三碗阳春面,魏明便说:“阿拉吃过了,侬买三碗面做啥?”那个职工说:“我自己吃,三碗不够,还要添。”在场的职工听了都愣了,一碗面三两还带汤水,一般人吃三碗肯定撑饱了,他难道还能多吃?于是围上来看着他吃面。想不到他一碗接着一碗,一口气吃了十碗阳春面,在场职工都看呆了。
    那时不仅赌吃饭,据我所知比挑担、比挖土、比跳沟,甚至大冬天赤身跳到河里待几分钟等等五花八门都会起哄下赌。可惜那时还没有大世界迪斯尼纪录,否则的话知青职工定会创下很多迪斯尼纪录。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也就是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其实知青中除了“老三届”还读过几年初中以上的课外,70届以后的知青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在学校没有正儿八经上过文化课,是一批缺乏文化知识的青年。尽管如此,一连前后几百名知青中还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老三届”高中生韦文彩,是徐汇区的,出身小资家庭,家教门风良好。有连队职工去过她家,见其母身穿旗袍迎客时双手轻握欠身作揖,一付大家闺秀模样。韦文彩也是有才有貌,写的一手好字并善画画,到连队后才气横溢,胡蓉萍等连干部很欣赏器重她,后来场部也慕名借调她到政宣部搞黑板报刊物等宣传工作。我在场文艺宣传队与她有一面之交,确是小家碧玉,谈吐不俗。1973年她“上调”回沪。
    另一个姓周的“老三届”知青爱好文学,喜读中外名著,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他看了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后,被书中繁华的十里洋场深深吸引。小说叙述了解放前后资本家经商,社交活动以及接受改造的故事,书中具名具姓提到的棉纺厂、面粉厂、百货商店、办公大楼、花园洋房、饭店、舞厅及马路都是真实存在并有迹可寻。为此他沉湎其中根据书中主要人物的活动线路,跑遍上海寻找踏勘书中所描绘的实地场所,还写下调查体验的笔记。在那个年代尤其是这部小说还处在批判的情况下,一个知青职工能心无旁顾醉心于自己的爱好,令人敬佩也是个奇人。
    一连还有一个67届初中知青叫黄梅莹,相貌俊美,才艺出众,在学校就是红卫兵宣传队队员,到连队不久就被调到文艺宣传队。我与她共事过二年多,她在宣传演出中是当仁不让的女主角,是宣传队的台柱。1973年被总政文工团相中招录,后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成为著名的影视演员。
    “老三届”职工陶利民在学校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到农场后其素质和能力充分显现,不久就成为连队一个很有威信的大班长。在试种蜜桔中他负责桔苗的采购运输,虚心向桔农求教,刻苦钻研栽培技术,为连队成功移种蜜桔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第一代知青班干部的佼佼者。
    另外“老三届”知青周家伦、金培华、孟家良、杨雷霆、许才根、周为廼、周恩培等,在学校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到农场后他们的能力、才华和素质都非常突出,职工谈到他们都啧啧称道。这当中的大部分人不久都成为了连队的骨干。
    70届以后的知青虽然没有好好读过书,但其中有不少具有才气天份和个性的职工。
    72届职工张海春就是个才俊,其父是知识分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熏陶,喜欢书法,到农场后没有丢弃,空余时间便磨墨挥笔在废旧报纸上书写练字,一手龙飞凤舞的毛笔字令人啧啧称赞。在管理上也颇有能力,据称是72届知青中唯一没有经过连队“黄埔军校”培训而担任班长的一名职工。他为人和善低调,不自傲不争锋,干活做事只求实惠,因此当初连队职工都叫他“实惠人”。在连队派别争斗及运动中他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然而因为会写毛笔字,从而在运动中成了一个写大字报的大忙人,高峰时常常一张接一张地写,手都写麻木了。他私下里说:“我不管内容,只管写,就当练毛笔字。”可见“实惠人”何等实惠。
    72届职工曹宝羊也颇有才气,他喜爱文学,平日里会动笔写写诗歌、散文,帮其他人写写文章发言稿等。他对社会时事和连队所发生的事情会独立思考,并会侃侃而谈发表见解。此外他很有文艺天赋,唱歌、朗诵、表演都很拿手,是连队知青中非常活跃的一名职工。
    72届职工陈午雄是个班长,但与农场大多数班干部属粗犷类型不同,他显得文质彬彬。在我的接触印象中,他不是一个干活出众的班长,但在班组管理上有条有理。他有思想有见地,在连队时虽不显山露水,叱咤风云,但在言语交谈和处理问题中言语犀利,逻辑思辨能力很强,显示出不俗的潜质,日后果然才气迸发,让人刮目相看。
    74届职工王振国,居住在普陀区,听说在学校就是个学生干部,到连队后表现突出在同届知青中较引人注目。他有理想有才气,喜爱文学,空余时常常写写文章。有一段时间他经常找我交谈文学创作,记得我还曾到他家拜访交流,在许多方面我们有共同语言,是一个很有潜质的职工。
    74届职工姚慧华,一到连队就分配到后勤,负责饭菜票购买,连队职工都要与她打交道,我与她相处也很热,时常到她办公室闭聊。她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有很好的音乐潜质。长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待人接物温文尔雅,有不少男职工倾慕她。其中一个姓张的男生有一段时间追求她,大家时常起哄开玩笑。一次姚惠华妹妹到农场来玩,有职工指着那位男生问她妹妹:“侬晓得迭格人叫啥名字?”她妹妹摇摇头,职工就说:“伊叫姐夫,侬叫伊姐夫。”她妹妹那时还小,便奶声奶气地对那位男生叫姐夫,引得周围职工哈哈大笑。姚慧华回沪后分在上海乐器厂,得尝所愿从事起与音乐相关的工作,如今已是一名技艺高超的钢琴调音师。
    开手扶拖拉机的郑大忠,是后勤班长,他是70届南市区职工,连队职工都认识他。长得仪表堂堂,工作认真负责,好学上进,为人处事稳重也很随和热心,是一个很有素养的知青职工。那时开手扶拖拉机是一个很吃香的职位,连队职工外出搭顺风车常常有求与他,对此只要有空位他总是给与方便。说起搭车还有一个惊险的经历,一次“三妹”和几个职工搭车到场部,拖拉机颠颠簸簸突然从大堤上翻落,幸好没有酿成大祸,“三妹”只摔成骨折。每谈起这次历险,“三妹”等还心有余悸,然而她从未责怪过郑大忠,因为这就是农场知青生活,无奇不有,痛并快乐着。
    一连还有一个人人知晓的女职工叫肖丽华,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她在智力上可能不太健全或者说和常人不太一样,可她像其他知青一样完全融入和适应了农场生活。生活上独立自主而且非常精明,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为人实实在在,不会转弯抹角。为此职工喜欢逗她玩,常叫她做一些旁人不会做的动作,而她在众人的鼓动下会大大方方认认真真地去做,从而引得职工捧腹大笑,是连队的一个“开心果”。她最大的特点是干活踏踏实实,从不偷懒,没有一般女职工的娇气,可以说是班里女生中非常得力的好劳动力,听说连续二年评为连队先进个人。
    应该说那时农场很重视对知青职工的教育培养,知青到农场不仅仅是生产劳动,而是要像毛主席所说在广阔天地锻炼成长。奚明等一些职工与我谈起,那时班组经常要组织政治学习,写心得体会进行交流。党支部和团支部也经常开展活动,培养和发展团员和党员。1973年连队还专门办了一个学习班,抽一些好的苗子重点进行培养,奚明就是学习班成员之一。学习班既进行政治学习,又要学习管理和生产技能,另外还参加劳动实践。奚明记得学习班成员还在一块荒地上种了一片小竹林。这个学习班毕业后听说大部分学员不久都提拔当上班长,就此大家称学习班是一连的黄埔军校。
    那时为了反帝反修保卫国家提出全民皆兵,一连还成立了民兵组织。前哨农场大堤外就是东海属边防前哨,听当地老乡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海面上经常飘来传单等宣传品,还曾经有特务偷渡登岛。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事件后形势更紧张,要求备战备荒作好打仗的准备,因此农场各连队既是生产连也是民兵连,还配备了枪支,当然参加民兵的都是经过政审合格的职工。奚明是连队民兵,她说当时经常组织民兵训练,还保存着当时训练的照片,照片中女民兵精神抖擞,英姿飒爽。牟惠芳也是民兵,她说在训练中扔过手榴弹,打过实弹靶,并自傲地说三发子弹打出了28环的优异成绩。柏青是民兵连干部,她说曾带着民兵到外大堤岗哨值班,像边防战士一样扛着枪在大堤上巡逻放哨。当时参加民兵的知青职工感到很光荣自豪,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愿意用热血保卫国家,保卫家园。
    知青从广义上说不仅是68届到76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还包括五、六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支援农村的社会青年,我们常说的连队老职工就属于这种性质的知青职工。大家谈论起来都说老职工里也是藏龙卧虎。最鼎鼎有名的是狄斗,他其貌不扬,眼睛有疾,其中一只装了假眼珠,可他社会经验丰富,知识广博,精明过人,而且吹拉弹唱样样上得了手。在连队他有着一顶“坏分子”帽子,但他生存适应能力极强,乐观豁达,玩世不恭,平日里与职工戏戏闹闹,笑话连篇,常逗得职工哈哈大笑。
    有一次他一本正经表演翻筋斗,不料动作太大假眼珠从眼眶掉落,观看的职工忍不住大笑,可他若无其事地捡起眼珠擦抹一下装上,做个怪脸又继续他的表演。
    那时抓阶级斗争经常要批斗他。有一次他被关在场部治安队交代问题,看管人员在巡视时闻到室内有一股臭味便大声询问:“屋里怎么这么臭?”关在屋里的其他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只见狄斗立正举手大声回答:“报告!是我。”看管人员板下脸:“是不是在屋里随地大便了?”狄斗答道:“没有,我是坏分子,坏分子身上有一股臭气。”屋里人听了都哈哈大笑,看管人员望着他一本正经的模样也忍不住掩面窃笑,摇摇头无奈走开了。
    狄斗是一个笔杆子,许多职工要写文章会找他帮忙代笔。牟慧芳说,有一次班里排节目她请狄斗写了一首朗诵诗,那首诗写得热情激昂,朗朗上口,表演时获得好评。可以说狄斗在连队虽然是一个“坏分子”,可职工们并不鄙视、厌恶他,甚至还有点佩服和喜欢他。而他作为一个“老运动员”经常挨批挨斗,却也不记恨于人,为此他在连队的人缘还很不错。
    狄斗又是一个“偷鸡摸狗”的高手。“大马”等一些职工跟我说,他们刚到农场不谙世事,跟着狄斗慢慢“混”出来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教父”。魏明跟我说,他胆子很大又机灵诡诈。有一次他和一个职工到老乡家偷东西被发现,在老乡围追中见无路可逃他马上倒在地上哼哼哈哈装死乱叫,老乡见状便没有动手揍他,而另一个职工抓住后被打得鼻青眼肿。事后那个职工埋怨他“不上路”(上海话,意思不讲义气,只顾自己),狄斗说:“侬勿看山水,侬懂伐?迭格叫好汉不吃眼前亏!”
    狄斗就是这样一个既多面又复杂的人,一连职工熟悉他,了解他,却又不一定读得懂他。
    老职工中另一个有名气的人叫成富顺,也是一个所谓有问题的“坏分子”。说来奇怪无论那时还是现在连队职工谈论起来并不认为他伤风败德,劣迹斑斑。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见多识广,能说会道,经验老道的人,较之狄斗他性格内向,不喜欢抛头露面,做事小心谨慎,但为人处事很热心。我记得他会理发,有一套理发工具,抽空时常会帮职工理发,手艺还不错,我也曾叫他理过发。
    他也是一个“老运动员”,文革中像一个靶子一样时不时拎出来进行批斗,为此百炼成钢练就成了一套从容应对之道。张海春跟我说起一件事,有一次团支部副书记治保干部周德仁要成富顺写检查,要他交代玩弄女性的问题。过了二天他毕恭毕敬把写好的检查交给周德仁,当时海春也在场。交代材料厚厚一叠有十几页,他把与女性交往的过程和细节一五一十进行了详尽交代,包括女性器官和亲热的动作都毫不隐讳地加以陈述和描绘。周德仁和张海春看后面红耳赤,这哪里是一份交代检查,完全像一本赤裸裸的黄色手抄本。然而成富顺低着头一付卑卑谦谦诚恳接受批判教育的模样。周德仁看着这个彻底交代又深刻检查的“坏分子”表情复杂却又无话可说。我猜想,此时的成富顺内心更为复杂和微妙,作为一个随时随地可拎出来批判的弱者面对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强者,他心中的种种不满只能以这种方式去进行嘲弄式的宣泄和抗争。
    一连还有一个老职工叫魏志贤,我与他不熟,谈不出什么印象,可一些熟悉他的职工能说出他许多故事,并很佩服尊重他。他们评价他社会经营丰富,处事老道稳重,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有一些职工对我说,魏志贤老谋深算,是一个在背后出主意的人,一些职工所做之事及连队发生的一些事都与他有关。由于不知详情,对此我不能妄加评论。可我相信,对一群刚刚踏入社会无论阅历还是知识都十分稚嫩的知青职工来说,狄斗、成富顺、魏志贤等阅历丰富的老职工一定会对他们的成长带来影响,他们的言传身教所作所为就像一本人生教课书给知青职工以启蒙和教育,其中不乏有有益的社会经验和处事之道,当然也可能会有负面的“歪门邪道”。我想如今知青职工们回忆起来,对这些老职工曾经对他们的影响应该有自己的评判。感念也好反思也好,不管如何,人生之路如何走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无须怨人忧天。
    那时一个连队有几百个职工,俗话说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矛盾。职工常年在一起性格脾气不合会彼此看不惯,对事物看法不同会产生争议,利益纠葛更会导致碰撞冲突,为此那时连队也免不了发生大大小小的纠纷。据我的了解,职工间发生纠纷冲突一部分会公了,就是班长或者连部出面解决,而大部分是通过私了解决,也即职工私下自行解决。私了中当事职工当然会争对错辩道理,但最主要的还是讲实力,就是谁狠得出或者谁的势力大。那时知青职工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互不卖账,碰到事情往往都用拳头来解决问题,为此一连有一批响当当的人物。有职工对我说,当时连队有“南霸天”和“北霸天”二个霸天。一个叫“煤球”,一个叫“谭谭”。了解下来其实他们都不是欺负弱小的恶霸职工,也没有什么巧取豪夺的劣行,就是讲义气,狠得出,别人不敢招惹他们而已。67届职工金登喜,是从十一连调来的职工,身体壮实,人称“金胖子”。他练过武会拳脚,口气硬,爱管事,听说在老职工里也是一个狠角色。还有70届职工吕乐年,平日里言语不多,也不喜欢吆五吆六“掼浪头”(上海话,意为显示有能耐),可在职工中说话有分量,方方面面摆得平,是一个有能量和人缘的职工。还有72届职工孙小龙,身材魁梧、体健力壮,平日里不声不响也不招惹是非,但他看不惯有人逞强欺弱。他跟我说为打抱不平教训过好几个职工。一次他把一个职工像小鸡一样拎起来教训,吓得那个职工索索发抖,连连讨饶。还有一次一个身高马大的职工在惹是生非,孙小龙在旁看不惯冲上去简单一句话:“勿要啰嗦,走,到大堤上阿拉两个人对开!”那个职工被他的狠劲吓倒就此罢手,从此看到他服服帖帖。
    总之,那时连队发生过不少大大小小的纠纷冲突,可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平息化解,从而相安无事。可有一桩纠纷酿成了轰动农场的大事件,就是“三两”自杀事件。
    “三两”是一个“小家户”女职工,叫瞿红芬,30岁左右,丈夫在外地工作,有一个小儿子。听职工介绍,她食堂买饭总是三两一买,添饭也总是三两,为此得了一个“三两”的绰号。她性格直爽,脾气刚烈,听说与同是老职工“小家户”的王悦森和翁丽华关系不和。
    1975年约9月份连队采摘下一批生梨自销卖给职工,价格很便宜几分钱一斤,连队职工拿着脸盆、铅桶纷纷前去购买。有一位知情职工对我说,那一天作为后勤班组人员他去帮忙卖梨,当时王悦森负责生产销售,他向卖梨的后勤职工“甩令子”(上海话,意思不明说的明说),如“三两”来买生梨,勿要卖好的给她。原话可能没有那么直白,可卖梨的职工听了都心领神会。为此其他职工来买梨时都根据职工自己的选择照卖不误,但轮到“三两”来购买时,他们借口搪塞只卖给她等级不好的生梨。“三两”当时很不高兴,可卖梨的人编了一套说词她也没有办法,就嘀嘀咕咕回家去了。本来此事也可能平息了,可一个与王悦森和翁丽华关系也不和的职工跑到“三两”家把不卖好梨的内情告诉了她。“三两”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听后如同被点燃的火药桶气炸了。她当时兼着打扫厕所的工作,因消毒灭虫保管着剧毒农药,想着一个连干部如此欺负她,一横心便拿了一瓶叫乐果的剧毒农药怒气冲冲的跑到王悦森家门口,往二个杯子里倒满了农药冲着王悦森大喊大叫:“你喝,我也喝!”众人见状忙上前劝阻,可此时的“三两”情绪激愤到了极点,不顾众人阻拦一口气喝下了杯里的农药,悲剧就此发生。
    以后的一幕是我亲眼目睹的。那天烈日高照是个大热天,听说有职工自杀我赶紧跑了过去,只见一辆手扶拖拉机停在“小家户”宿舍门口,可能连队医务室不具备急救条件,当时没看到“赤脚医生”采取急救措施,“三两”被抬到拖拉机上“赤脚医生”陪同着就直接送医院了。
    当晚有人从医院传回消息,“三两”在医院进行抢救,可凶多吉少,她喝下的农药太多,大热天拖拉机一路颠簸毒素已渗透到血液,医院陪同看护的职工看到蚊子叮在她身上,不一会儿蚊子也被毒死了。果然第二天传来噩耗,“三两”抢救无效不治身亡。
    一个职工自杀身亡是个大事,不仅一连震动同时惊动了场部。“三两”老公带着还小的儿子及一帮家属情绪激动地到连队大吵大闹,扬言要找王悦森算账。为了避免冲突据说王悦森到外面躲了好些天。强国方说,那时新班子工作不久,出了这么大的事作为一把手压力很大,为了妥善处理此事他忙了好一阵子,最后在场部的指导协助下总算平息了此事。
    对“三两”的身亡连队职工感到十分惋惜,虽然事情的真相只有当事人最清楚,我们所听到的只是传闻而已,可不管怎样,为了一桩小小的买梨纠纷而致使一个生命的消逝似乎太不值当了。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应当珍惜,即使碰到天大的冤屈也不应该轻易放弃。事情已过去这么多年了,在此我们只能祈愿逝者安息吧。
    谈起连队的轶闻趣事几天几夜都扯不完,仅偷鸡摸狗的事恐怕也能写一本书。为此有职工得知我在写记事便问我,农场知青那些偷鸡摸狗的事你会写么。我很肯定的回答:会写。
    我认为,知青职工调皮捣蛋,偷鸡摸狗是特定环境下的一个行为现象,虽然某些个案会反映个人的道德品质,但从整体说它并不表明知青道德败坏。在那个特殊年代生活贫穷,空虚无聊,知青职工年少不更事,难免会做出一些出格、可笑、荒唐的事,我不赞成用当下的道德标准去简单评判知青那时的行为。我看了上海电视台拍摄的记录片《农场,激情燃烧的岁月》,片中对农场知青偷鸡摸狗及其它敏感话题只字未提。作为一个主流媒体避讳某些话题我完全理解,可作为一个农场知青史的记录者,我不想回避。因为岁月留下的印迹无法抹去,也无需粉饰,我写这些的态度是笑谈过往,并力求在表面的“假、恶、丑”中努力发现真、善、美。
    说到偷鸡摸狗在记事的其它篇章会有所提及,此篇章着重说说二位职工。
    一个是许志刚,一连职工人人知晓他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奇偷。说他别具一格,是因为他偷东西始终是一个人作案,没有同伙。说他奇,是因为他好偷成性四处作案,却从来不偷一连职工的东西,是名副其实的兔子不吃窝边草。我和许志刚在林带班待过一年多,同住一个宿舍,有过一些交往。他中等个子,精精瘦瘦的,一双眼睛特别机警灵敏,听说患有严重的肾脏病,在连队属于照顾的职工。他平时很少与职工交谈交往,工作之余常常神出鬼没独来独往。相处久了有一次我悄悄问他:“你偷东西时不害怕吗?”他镇静地回答:“有什么好怕的,你越怕越干不成。”在我的记忆里,我在一连的三年里他好像没有因为偷窃而出过事,可我心里有一种隐隐的感觉,此人与一般知青偷鸡摸狗不同,胆子太大,身体又不好,命运叵测。想不到日后他竟以蒙面大盗为自己作了最终注释。
    还有一个职工叫陈玉坤,绰号“大马”,在运动风波篇章已提到过他,为替小江打抱不平被判缓刑。他是70届普陀区知青,在连队时我与他不熟,印象中他在干活上是个猛将,也是一个“捣蛋鬼”。近年来在聚会中我们经常见面,为采访多次与他交谈,听了他许多故事后我对“大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说到当年判刑的事他平淡地说:“其实根本和我没有关系,当时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连队的职工,也为了连队的面子。事情已过去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后悔的。”话语中没有怨人忧天之意,也没有觉得做了什么不耻之事。确也如此,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一连职工包括我从没有为“大马”和“小龙”获刑而感到羞耻,相反,事出有因,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我敬佩的讲情讲义的汉子!
    谈到那时生产干活“大马”也是轻描淡写,知青到农场本来就是干活的,自己身体好吃得起苦,多干些也是应该的,再说也不想被人瞧不起。言语中对自己当年是连队干活的一把好手而感到骄傲,可也不愿过多夸耀,认为小事一桩而已。可说到当年调皮捣蛋的事,“大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件一桩向我娓娓道来。其中有一件事深深打动了我。
    “大马”父母是普通工人,家境贫困,家中有五个兄弟姐妹,那时粮食配给供应,平时又没有什么油水,孩子们饭量个个很大,家中粮食不够吃,为此难得烧一锅米饭兄弟姐妹一哄而上,每个人都满满盛上一碗抢着吃,吃完了还要添。为让孩子们吃饱他父母总是挨到最后才吃,可轮到他们盛饭时锅子里只剩下了一点锅巴。然而他父母一点没有责怪他们,看到儿女们能尽心吃饱而自己吃剩下的锅巴脸上反而露出宽慰的笑容,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了“大马”幼小的心灵里。
    到了农场有一天狄斗找到“大马”出主意说:“连队稻谷收上来了,想办法去搞一点。”“大马”说:“稻谷有壳的不能吃,弄来有什么用。”狄斗指点说:“想办法轧掉壳不就是大米了吗?”“大马”一听心动了。于是他们从仓库里偷了几麻袋稻谷,悄悄地在当地加工轧成大米,然后又设法用船运回了上海。“大马”扛着二袋大米到家对父母说:“我们连队种大米,我有办法搞到,从今以后你们放开肚子吃。”当晚一家人敞开肚子吃起了香喷喷的大米饭,他妈妈看着二大麻袋可以吃上一阵子的大米笑得合不上嘴。当然她不知道这大米的底细,只以为儿子长大了能为家里分担了。此时“大马”的内心也十分复杂,这么多年来父母为了儿女们吃饱穿暖含辛茹苦,付出了太多心血。如今我“大马”长大了,应该为父母分忧,虽然这些大米不是正道而来,可也算为家庭担起了一份责任。
    对这件事我感慨思索了很久,不知道该如何去评判它。我不是赞同知青职工的偷鸡摸狗,而是从这件事看到了另一面,一个偷鸡摸狗表象下蕴含着的真、善、美。看到了一个貌似调皮捣蛋的知青职工身上同时有着对父母知恩图报的赤子之心,有着一个男子汉的责任担当。  
    也正因为如此,我在这本记事中不想避讳那些负面或敏感的话题,对农场知青职工力图从多面立体的视角进行反映描述。看似荒唐出格的,可未必是丑陋的,或者它同时也反映着人性美的另一面。时下社会提倡正能量,我可以自豪地说,在那段岁月里一代知青闪烁出的更多的是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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