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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200、果园飘香10:东扯西拉·轶闻趣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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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5 06:12: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倪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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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园飘香10
东扯西拉·轶闻趣事(上)

倪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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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历史有近二十年,我1975年到1978年在一连仅待了三年。对此前和此后的情况了解甚少。另外我与连队老职工和“老三届”知青几乎无接触,他们又很少参加连队聚会,因此难以获得老职工们的情况,通过了解打听的信息也是支离破碎的。因而记事中对70届以后我比较了解熟悉的情况叙述会多一些,其他就有所疏漏了。此外一连前后约有六百多名职工,每个人都有一段经历,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可谓“小城故事多”,这本记事根本无法一一讲述。为此我设立了这个篇章,也是内容故事最杂的一个章节,希望在东扯西拉的叙述中能多多反映那段岁月的点点滴滴,从多个视角去呈现农场知青的生活和风采。
    每个农场知青对第一天到连队的场景应该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人生第一次远离父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生活。
    我回忆第一天到农场时,有几个场景像特写镜头一样总在眼前浮现。汽笛声中轮船缓缓驶离吴淞码头,烟波浩瀚的江面渐渐呈现崇明岛的轮廓,墨绿色的解放牌卡车一路颠簸载着我们来到连队。暮色中,海滩、大田、芦苇;夕阳下,小河、土路、茅舍。兴奋中略带着失落,新奇中隐藏着一丝茫然,这就是我的农场处女记忆。
采访一连职工第一天到农场,72届知青对处女行印象最深刻。大家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72年12月22日,还是冬至日,天色阴沉,寒风萧瑟,大家挤在丰收牌拖拉机拖斗上从场部驶向一连。路上下起倾盆大雨,拖斗没有遮挡,大家被淋成落汤鸡。
    任伯鸿、张海春、曹宝羊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有相同的感受,起初还觉得新鲜好奇,随着拖拉机的行驶离场部越来越远,越开越荒凉。四周望去全是空旷的农田,林带及枯黄的芦苇,几乎看不到房屋和人影,加上被雨淋后冷得哆嗦,此时他们的心里开始打起“搁愣”(上海话,意味心里七上八下):难道这就是我们将要工作生活的地方么?
是的,经过了这一天,每个新职工就要与这块陌生的土地相处相伴,开始全新的农场知青生活。
    知青初到农场年纪还小又从未离开过父母,因此第一天到农场报到有个别父母还特意陪孩子一起到连队,75届知青潘以华“大华”就是其中一个。她父母视女儿为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小小年纪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独立生活,她父亲一千个不放心,从上海一路陪送她到连队,帮她挂蚊帐铺床铺,脸盆、碗筷等生活用品一一仔细安顿好。临别分手时仍不放心,在连队中心桥头父女俩相拥而泣,爸爸千叮咛万嘱咐,“大华”紧拉着他的手不愿放开。每每回忆起此场景令“大华”感慨不已。
    还有知青不愿去报到的,76届知青刘俊华接到分配通知害怕农村艰苦,约半年多时间“懒”在家里就是不去报到。其父母是部队老干部,对子女要求很严,他们认为到农场去锻炼锻炼对孩子的成长有益,于是通过关系找到副指导员何冰。何冰亲自到他家做小刘的思想工作,答应一定会好好照顾他,小刘这才勉强同意去农场报到。他清楚地记得报到那天,何冰亲自到场部去接他,到连队后各方面又安排好,还热情地对他说,如有什么困难随时可去找她。一个刚踏入社会的小青年,初来乍到遇到连队干部如此热情接待,在他尚小的心灵感受到了一种温暖,他心里踏实多了。他似乎意识到在他父母之外还有好心人会关心他,呵护他。对此小刘至今对何冰还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意。
    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当然不乏有满腔热血的知青学生自告奋勇上山下乡,75届知青柏青就是一个典型。她在学校是学生干部,学校分配时积极表态到农村广阔天地锻炼成长。农场报到后在场部召开的誓师大会上,她走上台铿铿誓言:扎根农场干一辈子革命!我相信这是她当时的真心告白,也是她的青春理想。
    知青上山下乡在那时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新职工到农场连队会举办热烈隆重的欢迎活动,72届职工对他们那次的欢迎活动还记忆犹新。
    到连队没几天12月26日恰逢毛主席生日,连队召开大会庆贺主席生日同时欢迎新职工。事先作了精心准备,每个班都上台表演节目,其中最感人的是排长彭金云带领班组表演节目。当时他带着一批职工在外大堤施工,住宿在工地,为了表示对新职工的欢迎他们连夜赶排节目。开会当天下起大雨,他们冒雨行走了七、八里地匆匆赶回连队,到达时食堂大厅灯火通明,全体职工已聚集准备开会。老彭和赶回的职工顾不上休息也来不及准备,就穿着工作衣和雨鞋以一群最真实的农场职工形象走上舞台。平时他们是干活的好手,可到了台上动作笨拙,五音不全完全不在行,但为了表示对新职工的欢迎之情,他们不仅冒雨赶来而且豪爽地上台表演,充分展现了农场职工豪迈的性格,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风貌。
    那一幕那一刻在刚到农场新职工的心里印刻下了一个难以忘却的深刻记忆。张海春、曹宝羊、任伯鸿、牟惠芳、陈丽全等72届职工谈到那次欢迎会,无不心潮澎湃、感慨良多。
    知青学生分配到农场将要独立生活,因此临行前学校会告之提醒配带所需的生活用品。据我观察了解,知青职工所携带的物品都很简单而且大同小异。一个樟木箱或杂木箱子,置放衣物和棉被。一顶蚊帐,农村蚊子多必须配备。另外配备脸盆、牙缸、热水瓶、碗筷等日常生活用品。农场是集体住宿,食堂供应饭菜,因此这套简单的行头能基本应付。其中女职工还会带一些其它物品,如痰盂罐,煤油炉,锅子,夜壶箱,小板凳等。另外女职工几乎都配备一件物品,就是饼干听。里面装着饼干、糖果、炒麦粉等食品,吃完了托人从上海再带或休假时自己再买。饼干听里的食物一年四季不断,是女职工们的所爱,也是男职工垂涎三尺千方百计想“骗”取的惦记之物。
    在生活用品使用上女职工比较爱护,多年用下来不缺不损甚至“上调”回沪还如数带回。而男职工绝大多数都不太爱惜,相互之间使用又比较随便,因此不长时间一些物品如脸盆、热水瓶要么打破了,要么丢失了,甚至个别职工连顿顿吃饭要用的碗筷也没有了。男职工们也不在乎,只要晚上有床睡,碗筷东借西拿能混过去就行,每天照样没心没肺地生活。
    连队知青睡集体宿舍,我刚到一连住在南面第一排平房宿舍。女职工住在新盖不久的二层楼房宿舍。一间寝室一般放四到五张上下铺的铁床,睡八到十人左右。不知是女生会料理还是男生懒,男、女寝室的风光一个天一个地大相径庭。走进女寝室,被子、鞋子等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有条有理,干净整洁。而男寝室物品东扔西放,乱七八糟。有的被子都不叠,鞋子袜子东一只西一只,甚至吃过的碗筷也不洗,引来苍蝇乱叮,屋内异味熏人,为此女生们都嘲笑男寝室是猪窝。
    还有懒得更出奇的,一些男生衣服脏了懒得洗,头子活络的相帮女生干干活,然后“花花”女生把衣服洗了。没女生相帮洗的脏衣服就放着,等到下雨天把衣服往外一挂任雨水冲涮,太阳晒干了拿来再穿。这些懒习惯像传染病一样男职工或多或少都沾染上,我也不例外。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可笑,那时这样的日子怎么也过来了。
    说起衣服穿着那时生活条件不富裕,而且提倡艰苦朴素,所以职工所穿衣物都很普通。我家条件不好,外套穿卡其布两用衫,冬天一件对门襟的老棉袄,脚上穿的是解放鞋和松紧鞋。内衣买不起棉毛衫和绒线衫,穿的是我母亲用纱手套拆后编结的纱衫纱裤。最好的一件是到农场前特意买的混纺腈纶衫,前面鸡心领后面一字领,就此我还时常前后轮换穿着翻花头。
    一些家里条件好的职工外套有中山装,列宁装,茄克等稍像样的衣服,内衣有棉毛衫裤,球衣球裤和绒线衫,个别职工冬天还有长短大衣和两面可翻穿的新式棉袄,脚上穿“765”皮鞋(那时皮鞋样式很少,这种猪皮皮鞋七元六毛五一双,故称),或者最时髦十九元八角一双的牛皮硫化底皮鞋。
女职工的穿着同样普通朴素,外套衬衫样式简单,宽宽松松的,只不过带点格子和花纹在颜色上稍鲜艳一些而已。完全没有现在那种束腰紧身,袒胸露背,曲线毕露,风情万种的时髦服装。
    然而青春无敌,女职工们正值花样少女,朴素的装束掩盖不住她们的青春美丽,她们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现出动人的魅力和风韵。72届职工“阿全”陈丽全,一张园园的脸白里透红,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特别是梳着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模样清纯可爱。当时恰好放映《卖花姑娘》电影,催人泪下的故事风靡全国,影片中美丽善良的女主角卖花姑娘与“阿全”长得非常像,于是“阿全”如同女神一样,连队职工都叫她“卖花姑娘”。
    一连有许多天生丽质的女生,如姚慧华,张莉莉、李小珍、牟惠芳、汤玉坤、汤泽慧、康秀珍、薛萍、夏凤英、姜美娟、孙立宣、张立宣、贾梅英、殷玉英、蒋瑞华、钟文英、肖阿银、吴灿、陆桦、朱莉萍、张丽萍等等,都是“浓妆淡抹总相宜”,在简约朴素的装束中蕴含卓约风姿,在举手投足的举止中各显魅力风韵,从而引来众多男生的心仪爱慕。
    那时穿着上也有个别赶时髦的职工。文革中流行穿军装,以显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本色和暗示是高干子女的身份(文革中高干子女都流行穿军装)。有职工对我说,当时团支部副书记周德仁和另一个男职工朱宝行就整天穿着军装军裤,还满口说普通话,神情严肃高傲,俨然一付高干子女的样子。经了解他俩都不是高干子弟,可能这样的穿着举止是他们所追崇的偶像,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也算是一个红色追星族了。
    魏明在穿着上也是一个赶时髦的人。七十年代初社会上流行线衫线裤(运动服),于是不论干活还是休息他总爱穿着线衫线裤。大冷天棉袄不穿,穿上一件“大翻领”厚运动衫到处招摇。后来流行起牛仔服装,他又率先搞来一套从美国进口的牛仔衣、牛仔裤,穿在身上颇为得意地摆酷。可以说那时魏明是一连非常潮萌的职工。
    在衣服穿着上还有不少故事。“大马”有一年好不容易省下钱买了一双当时算高档的牛皮硫化底皮鞋,擦得铮亮穿在脚上非常“扎台型”。可风光了十几天皮鞋就被人偷了,“大马”气得咬牙切齿,扬言找到偷鞋的非狠揍一顿不可。后来查到偷鞋的经人劝说赔了钱道了歉才算了事。
    “小羊”喜欢体育运动,到农场时买了一双很好的球鞋,平时舍不得穿,跑步踢球运动时才拿出来穿,穿后擦得干干净净锁入箱子里。有一天踢完球回到宿舍脱下鞋,因什么事走开了一会没顾上把鞋放入箱内,想不到一转眼球鞋就不见了。“小羊”急得四处寻找可还是没找到,心疼气恼的他在宿舍大声骂骂咧咧。这时许志刚正好路过,听了“小羊”的诉说便仔细问了鞋的式样和颜色,随后安慰他:“找不到就算了,我去想办法。”“小羊”听了此话一愣,一时没明白什么意思。没想到第二天许志刚兴匆匆从外连队回来,真的把一双几乎一模一样的球鞋递给了“小羊”,他也没多说转身就回自己宿舍了。“小羊”捧着球鞋又惊喜又迷惑竟不知如何是好,他心里清楚,这双鞋肯定是他偷来的。“小羊”如今回想起此事心里仍是五味杂陈。
    季永明“蒋光”在衣服上算富有的,他有一件绒线衫还有一件“大翻领”运动衫。一天狄斗跟“蒋光”说:“侬衣裳蛮多格,天冷了借一件绒线衫让我穿穿好伐?”“蒋光”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一口回绝了他:“勿来三!我自己要穿格。”狄斗脑子一转又讲:“格么大翻领借我穿穿,就几天,好伐?”“蒋光”听了不好意思就借给他了。第二天狄斗热情地拿着几斤炒熟的花生米给“蒋光”吃,“蒋光”很开心吃着香喷喷的花生米和他嘎讪湖。后来发觉“大翻领”狄斗没有穿在身上,便问:“大翻领到啥地方去了?”狄斗嬉皮笑脸地说:“你吃格花生米是大翻领调来的,吃到肚皮里去了。”“蒋光”嘴含着花生米哭笑不得傻眼愣了半天。谈起此事“蒋光”一脸无奈:“想不到我介精明的人也给这个大骗子骗了。”
    知青上山下乡因分配的地方单位不同性质也有所不同,崇明农场属国营农场,因此分配到农场的知青属国家职工,享受与城市工人差不太多的待遇。每月领取工资,看病有劳保,有休息天和国定假等。新职工第一年工资18元,一年后加到24元,三、四年后视工作表现可加到27元,连队干部工资32元到36元。因为知青职工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吃饭,为此发工资时一部分直接发饭菜票,每月30斤饭票6元菜票约10元多一点,余额发现金。
    那时物价低,每月工资节俭些能维持生活开销。我家兄弟姐妹多父母工资低,为此农场十年完全靠自己的工资养活自己。我很节俭,每月工资还尽力留点结余以备回上海休假用。我一年休假二次,每次回家像其他职工一样大包小包要带好多东西,如崇明蟹,黄鳝、鱼以及花生、蚕豆等农副食品,一是让父母家人尝尝崇明土特产,另一方面表明农场生活不错,让他们放心。
    据我的观察了解,除少数家庭条件好的职工父母会补贴一些外,大部分知青职工和我一样靠自己的工资养活自己,很少听到有穷极潦倒的情况。现在分析一下除了物价低的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时消费结构简单,消费层次不高,消费心理平衡。
    从消费结构看那时主要是一日三餐,其次购买牙膏草纸等日用品,男职工抽烟喝酒,另外根据需要和能力添置些衣服和物品,基本没有或很少有其他的消费。不像如今人们的消费结构早已从一日三餐转移到旅游、娱乐、健身、美食、美容、影视等休闲享受的领域。那时既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那种奢望,似乎这种简单的生活能过下去已经很满足了。在我的记忆里农场十年只添置了两件“的确良”衬衫,一套外衣裤,一双皮鞋和一块二手货的手表,除此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消费。说来寒碜,所睡的一床棉被在1971年抽烟时不小心烧了一个脸盆大的洞也没有更换,回沪时还舍不得扔掉带回上海,后来结婚打沙发作为垫层派了用场。
    那时消费层次也不高,就拿一日三餐来说,早上食堂供应泡饭、粥、馒头,配以咸菜酱菜,根本没有如今牛奶、面包、小笼、生煎等丰富多样的各式早点。中午和晚上一年四季供应的就是那么几个菜,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二两样菜,一个是小肉片,另一个是烂糊肉丝。说起小肉片连队职工常常谈起念念不忘,它是当时农场每个连队都会供应的一个菜品。它把猪肉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在大锅上红烧,浓油赤酱,味道鲜美。猪肉这种烧法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据说是农场特有的一种烧法。农场职工很喜欢吃这种小肉片,一毛二分一客又好吃又实惠。一些女职工打一客肉片还分二次吃,留一半晚上与青菜一起下面条,味道特别鲜美。我就吃过牟惠芳烧的小肉片面条,回味起来还口齿留香。
    说起小肉片有不少笑话。食堂烧好的小肉片放在一个大盆里,开饭时食堂人员用一个铁勺子一客一客往碗里打,这时在食堂窗口的职工心里最紧张,生怕肉片打少了,都希望卖个面子多打点。然而食堂人员打肉片几乎有一个标准的操作手法,铁勺子朝大盆里一舀,勺里的肉片还蛮多的,职工心里暗暗窃喜,可勺子舀上来后为了掌握一客小肉片的量,食堂人员便会用手不停地抖动,勺子里的肉片会越抖越少。这时窗口外的职工会发急大声叫喊,甚至在旁的职工帮着一起叫喊:“勿要抖,勿要抖!”虽然起劲叫喊,可最后打到碗里的小肉片不会多,还是通常那个量,所以那时职工买小肉片最忌恨的就是食堂人员手抖。食堂有一个职工宣玉珍,大家叫她“阿玉”,职工普遍反映她打小肉片手抖得最结棍(上海话,意思最厉害),不管啥人一律不给面子,头朝旁边一歪手照抖,勿要指望从她手上多打肉片。“阿玉”聚会时对我说:“那时食堂也蛮难的,烧一盆小肉片打多少客食堂都有数,侬多打一点伊多打一点,亏本不讲,后来的职工就吃勿到了,所以只好做恶人,大家骂就骂吧。”
    那时食堂还有一个常烧的菜烂糊肉丝,黄芽菜炒肉丝再勾芡,半荤半素6分一客,便宜实惠职工们也很喜欢吃。记得一次聚会大家怀旧特意叫厨师烧了一盘烂糊肉丝,虽然少了些当初的味道,可吃起来了仍勾起了一份思恋。
    由于食堂供应的菜式不多,一旦供应稀有的菜品大家会抢着购买,这当中也有一个笑话。一次“小楼”从食堂跑回来大喊:“卷毛,快去排队,今天食堂卖咸蛋!”那时食堂很少供应咸蛋,大家听了赶紧去买,可到食堂一看根本没有咸蛋,黑板菜单上写的是海带。原来“小楼”的苏北上海话海带和咸蛋发音一样,大家都错听成了咸蛋,就此闹了个笑话。
    从这个笑话可看出那时农场职工在饮食方面要求很简单,其他方面也基本如此。
    女职工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化妆品,什么美白霜、润肤露、紧肤水、香水、口红等等,所使用的仅是为了防止皮肤干燥的雪花膏,还有现在已很少见的一种蛤蜊油。洗脸洗澡所用的肥皂是最普通黄颜色的那种“固本”牌肥皂,有一块香皂是很奢侈了。
    那时外出购物休假往来经常要使用包,所使用的包极其普通,如旅行袋、“马桶包”、军用挎包等,没有现在拉杆箱、双肩包、手提袋等名目繁多的各种包包,大家也不在乎包的好看和质地,只要能装东西就可以了。
    说起购物那时连队职工每逢场休日会三五成群相邀外出逛街购物。去的较多的一个是场部,那是农场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其实很寒酸,一条街才几十米,商店寥寥可数。场部商业街在桥的东面,记的大桥下去一平排就是一家百货店,一家食品店,一家饮食店,一家理发店和照相馆,一条街不用半个小时就可以逛遍了。百货店的商品简单又很杂,有脸盆、热水瓶、肥皂、草纸等日用品,也有布料、草帽、鞋子等用品,还有锄头、鉄鎝等生产工具及烧煤油炉的煤油卖。食品店的商品也不丰富,二、三种饼干,云片糕、崇明雪饼,花式简单的糖果,还有香烟、老酒及油盐酱醋等。其中糕点要凭粮票买,香烟凭香烟劵买。尽管如此农场职工仍乐此不疲,逛上一天半天,买些日用品,买几斤老白酒,、几包香烟,、几块崇明雪饼心里觉得美滋滋的。
    另一个逛街的去处是到牛棚镇或陈家镇赶早市。农村有赶集的风俗,清晨四、五点集市就开始了,有各式各样的摊位,有出售猪、羊、牛肉的,有出售鱼、蟹、虾等水产品的,有出售鸡、鸭、鹅家禽的,还有各种时令蔬菜及其他农副产品,集市人来人往,买卖活跃,非常热闹。连队职工会一大早徒步近二个小时去赶早市,在集市上东逛西逛,讨价还价购买东西。集市散后再到镇上商店闲逛购买所需物品。到了中午兴趣好的职工会相邀走进餐馆,化几块钱叫一盘炒猪肝、炒时件等炒菜及冷盆,另打上几斤老白酒美美吃上一顿。到了下午便带着大包小包继续徒步或叫上“二等车”返回连队,一个场休日热闹也很充实地过去了。
    一连翻过西面和南面的大堤就是农村公社,附近村庄有几家小卖部,也有香烟、老酒、糖果、糕点等物品卖,为此连队职工在场休日或空暇时也时常会到小卖部购物。那时还有一个独特的交易方式,你可以直接跑到村庄老乡家购买鸡、鸭、蛋和花生、黄豆等农副产品,可以现金买也可用粮票调,甚至可以以物换物,衣服、煤油炉、手电筒等物品都可作价谈妥后换回农副产品。
    崇明老乡很精明,人称“崇刁”,但也很热情。你买了东西后可以在他们家的大灶头上现烧现吃。老母鸡杀后可当场烧上一锅鸡汤,所买的鸡蛋为你炒上一盘炒鸡蛋,花生也可以帮你加工炒熟,而且都免费加工。有时好客的老乡还会端上当地用大米和玉米碎粒煮成的金黄色米饭及自家腌制的咸菜酱瓜来招待你。我在农场曾多次与老乡进行过这种独特的交易,回忆起来还别有趣味。
    说到逛街购物和休假往来,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上海到崇明一天只有两班船,到了堡镇码头还要乘码头车到长途汽车站再换乘公交车到场部或陈家镇,然后再要步行才能到达一连,因此崇明与上海往来一次需要大半天时间。一连在农场的最南面出行更不方便,无论到场部还是陈家镇或牛棚镇都要步行一、二个小时,那时没有出租车,偶尔能搭上连队正好外出的手扶拖拉机或牛车算是幸运的。为此当地老乡便用自行车做起了生意,后座上用木板或软垫一铺,行李两边一挂,人坐在后座载到场部、镇上或车站,一次四毛钱左右,当时把这种车称为“二等车”。农场职工包括我都乘过这种“二等车”,可以说这种“二等车”是最早的 “黑车”了。
    总之,那时逛街虽然没有现在恒隆广场、巴黎春天、八佰伴、新世界等那样富丽堂皇的百货商场,也没有香格里拉,新锦江、星巴克等那样高档豪华的酒店和咖啡馆,然而知青职工从未觉得不上档次和台面,照样兴致勃勃,乐此不疲,简单并快乐着。
    更可贵的是那时知青职工的消费心态非常平衡健康,基本没有互相攀比炫耀炫富的情况。大家几乎没有名牌的概念,当然那时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香奈尔”、“普拉达”、“耐克”等世界顶级品牌。女职工穿的衣服,提的包包,使用的化妆品只讲究实用实惠,不会讲究名牌追逐攀比。男职工也没有什么名牌手表、皮带、皮鞋等用品,戴一块一百多元的全钢上海牌手表算是蛮“扎台型”了(上海话,意思光彩显眼)。1973年我省下钱买了一块二十八元的青岛牌半钢手表,连队职工对我戴这块最低档的手表从未有过嘲笑。那时有能力多化点,没钱就节俭点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至于现在人们已普及的金银珠宝饰品,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几乎很少看到有职工佩戴项链、戒指、耳环和手镯等饰品,即使个别职工拥有也是悄悄佩戴或藏在箱子里,没有人显山露水故意炫富。
    总之,那时知青职工不会以拥有名牌和高档物品而炫耀摆阔,更不会像现在有人脖子上挂一根粗粗的黄金项链而显示是“土豪”,大家你我一个样,互不攀比,平淡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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