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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散文] 197、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9:株连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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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16 02:53: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吴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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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69年开展干部下放农村运动以来,一句“下放无好人,好人不下放”的话便从城市到农村广为流传着,这句话对所有下放干部来说都是个不小的精神压力。记得有一次黎城公社开“一打三反”宣传队员会议,因参会者基本上都是下放干部,也不知是哪位同志偶然提起这句话,使得在场的人一时像炸了锅般地异常气愤,情绪十分激动,大家不约而同地发问: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坏人吗?我当时虽未参与议论,内心却深有同感。我在工农大队搞宣传队那段时间,与大队书记渐渐熟悉后,有一天,他突然直率地问我:“你们家到底怎么回事?孩子的爸爸为什么不下来?他有什么问题呵?”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却也坦然回答:“没有问题,他已经解放了。”他看看我,不再说什么。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1971年6月,我因筹办农技校事去南京出差,临走前一天,我去看公社书记王元龙,他要我写一份简历留下。当时听说县里即将召开党代会,我猜想可能是为此事。出完差回金湖后,有熟人碰到我问:“你是回来参加党代会的吧?”甚至有人告诉我已看到名单。但几天后县党代会召开了,我却没有接到参会通知。事后公社党委向我解释,说是因代表名额有所调整,并无其他原因,要我不必多想。但我心里自然明白:下放以来公社党委一班人对我是关心和信任的,为什么调整名额就一定要调整到我?肯定是受到了钱闻“问题”的牵连!我的估猜一点不错,后来我得知事情真相,原来是工农五队的一位下放干部打我小报告,反映我丈夫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党代表。其实我与这位“好事者”平时关系相处得还不错,她这种行为实出我意料之外,同为下放干部,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此外,承炬和承军在金中上学期间,也曾发生过有同学以此寻衅的事。
    事情明摆着,从省城下放到金湖农村,生活环境改变了,但我有“问题”这一点却没有变,好似我头上顶了一个大问号,平时少有人当面提起,但一到关键时刻便会有人跳将出来发难。
    1972年6月,淮阴卫校到金湖招生,这是“文革”以来该校第一次招生,名额分配到县,再分配到公社。本来黎城公社没有名额,后因选送人多不符合条件,县里决定由黎城公社补送两名,这对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做卫生员已有大半年的岸立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8月的一天中午,岸立匆匆忙忙赶回家来,兴奋地告诉我她已由大队提名,公社也已决定选送了,晚上她回来又说公社已发表格给她,并准备政审外调。公社和大队对岸立如此关心,我心里自是十分感激,第二天岸立填好表送公社后,我遇见公社卫生院院长时,他很关心地告诉我岸立条件不错,县里选送没问题。然而到了下午情况却急转直下,岸立忽然接到通知说这次选送不要知青了。不过短短两天,变化如此之快之大,让我感到事态发展绝非正常,其中必有蹊跷。难道又是出于和我一年前未能参加党代会同样的原因吗?心里这样想着,却不便对女儿说,只是劝她不必沮丧,另待机会。也算事有凑巧,次日上午,我因学校事去公社,文教助理老罗见到我,突然问起老钱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结论?我问老罗此话怎讲,他犹豫片刻后对我说,岸立的事其实并非不要知青,而是县里听到有人反映孩子父亲有问题。他又说:这话本不该告诉你的,只是觉得总不该因为父亲有问题而影响孩子呵!老罗真是个好心人,我万分感激他。
    我的估猜又一次得到证实!回到家里,气愤难当之下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想起“文革”狂潮袭来不久,钱闻便成为江苏教育社的“黑掌柜”和“三反分子”被“革命群众”揪出狠批,又因其地下党经历被诬为历史上有“严重问题”而罪上加罪,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过一连串的批斗、抄家、蹲牛棚,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交待,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被折磨得哪里还像个人啊?!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受苦受难,我心如刀绞,而我和孩子们也同样被侮辱被伤害,在单位里,我因为丈夫有“问题”,要时时刻刻忍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那种精神上所要承受的压力真是难以用言语描述,而孩子们在外受欺辱、遭歧视的事也时常发生。
    记得有一次春节前夕,我正在单位开会,突然,会场大门被猛然撞开,当我和大家一起扭头望去时顿时吃了一惊,原来站在门外的竟是岸立。她怒气冲冲地大声嚷着:“你们领导在哪里?我要问问清楚,我爸爸究竟有什么问题?”我连忙站起身来走出会议室,拉着她走到无人处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岸立哭着告诉我,粮站通知春节期间每户可以多供应一点油,今天早上她去买油,排队快到她时,一个邻居从后面抢到她前面对粮站工作人员说:“不要卖给她,她爸爸是坏人!”,粮站的人听了此人的话便不再卖给她。说到这儿,她又伤心地哭了起来。我听后强捺住怒气,边劝女儿不要哭,边对她说:“爸爸没有问题,他不是坏人,以后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弄清楚。相信妈妈决不会骗你,别人的闲言碎语随他们说去,我们不理他们。至于油,我们不要了,你先回去吧。”她点点头,擦着眼泪回家了。还有一天晚上,九岁的承军临睡前突然问我:“妈妈,同学骂我是叛徒的儿子,他们不愿意跟我玩,老师也不让我参加红小兵,你说爸爸真的是坏人吗?”我忙坚定的对他说:“不,爸爸不是坏人,是好人,现在人家说他这样那样,随他们说去,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些就会懂了,相信妈妈,你要做个好孩子!”他听了我的话,两眼睁得大大地说:“好,将来看我的,我要比他们都强!”说罢,他放心地很快睡着了。
    联想到孩子们所受到的无辜伤害,一直以来积郁在我内心的悲愤、屈辱和酸楚之感真是达到了顶点,如今,我拖家带口地来到此地接受“再教育”,艰难地生活辛苦地工作,我要挺起胸膛无所畏惧地向前走,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同时要为孩子们的前途创造一个良好环境,我的表现得到当地干群的好评,甚至还数次受到公社党委的表彰,可我头顶上的大问号仍旧像一柄高悬在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剑!更何况,老钱当时已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作为干校正式工作人员使用,怎么还认为他有“问题”呢?难道我们还要没完没了地一直受株连下去吗?不!这次我不打算再做沉默的羔羊,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决定为孩子的前途争一争!
    那天晚上,我和乘旦、岸立商量了很久,考虑用何种办法争取到最好的结果,最后决定干脆直接向金湖县委领导反映情况。
    第二天一早,我先到县医院找到当时在医院宣传队的下放干部杨希琴,请她陪我一起去县委。我和老杨过去虽不相识,但下放以后彼此相处很好,她一直以来很同情我。我们直接找到了县委第一把手侍书记,我向他说明来意,详细陈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最后提出外调的请求。侍书记待我很客气,态度也很明朗,他要我找县里主管文教的王主任,说卫校招生工作归王管,并说他过一会儿也会去和王主任商量。于是,老杨又陪我找到了这位王主任。王主任听说此事后,当即表示要立即处理。果然,这天上午约十一时左右,岸立赶回来家来告诉我,公社已接到县政工组的电话,通知她赶写一份入学申请书,并说已通知大队给她写鉴定。于是,岸立上卫校的事便一路顺风,由县里报专区批准入学。后来听说,在我找过县领导后,政工组挂长途电话到干校了解老钱的情况,很快澄清了事实。
    我这一争的意义绝不限于岸立上卫校,也是我对“下放无好人,好人不下放”这句流言的一种反抗与回击。此后,随着形势有所好转,我们家不再受那种精神折磨,情况也一步步趋向好转,但多年后每当我忆及这些往事,仍是不堪回首,一把心酸泪!
    1973年3月,在上一年大学招收首届工农兵学员实行所谓“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招生办法基础上,江苏省教育局与淮阴专区先在泗阳县搞“推荐、选拔”加适度的文化考查的试点,然后在全省推开。金湖县和黎城公社都很重视这一工作,县里为满足知青报考的愿望,同时也是想摸一摸报考者的文化知识状况,决定举行一次全县预考。公社则在报考前组织温课,凡自愿报考的都可参加,从4月开始,每周以一天半时间在金湖中学办班温课。消息传来,我和老钱都鼓励乘旦抓住机会,好好准备功课。而乘旦也不负众望,预考时以语文90分,数理化100分的好成绩获全县第一名,预考后再由公社推荐参加正式考试,成绩同样很好。在县里对考生进行政治、文化和健康的全面审查后,乘旦经县里报专区批准,被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录取,迈出了他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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