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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散文] 193、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7:知青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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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8 02:02: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吴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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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放那几年,我在农村接触的人很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着与下放干部境遇相似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知识青年。
    最先相识的是我刚下放时同在工农三队的四男两女六个知青,他们经常串门到我们的“鸡舍之家”来玩,或随意交谈,或翻阅报纸,彼此相处融洽。当时,我在县城邮局订了两份报纸——《参考消息》和《新华日报》,由乡村邮递员每星期投送一两次,虽很不及时,但对在乡下耳目闭塞的我们来说,不啻为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窗口。六人中有一个叫王世信的高中生,兴趣广泛、性格开朗,因为特爱看《参考消息》,来的次数更频繁些,与一家老小相处稔熟。农闲时,他常带着承炬和承军去挖野菜、采香椿、钓鱼;甚至还跑到十几里外的运西农场去打乒乓球,这给两个孩子带来不少乐趣。
    在担任工农大队宣传队组长期间,我跑遍全大队十二个生产队,而每个生产队的“知青之家”则是我每次必去之处。这个大队的知青主要来自南京市浦口区第十四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都有,也即“老三届”。由于工农大队不富裕,工分值不高,知青们劳动力又不强,靠挣工分是难以养活自己的。每个“知青之家”一般由五、六个学生组成,住在生产队为他们搭建的土墙草顶的茅草房里,屋内陈设简陋,除放几张木板或竹条床外,少有桌椅板凳。至于他们的伙食,有的全家共炊,有的各吃各的,也有两三人自凑合伙。饭食都很简单,不过一点米饭伴一点蔬菜而已。因我每到一个队一定要去看看该队的知青,久而久之,知青们也和我熟悉起来,尤其是当他们得知我也有两个大孩子在泗洪农村插队时,彼此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亲近和热络了,他们叫我“老吴”、“吴阿姨”或“吴老师”,常和我推心置腹地交谈,诉说自己在农村除去每天出工劳动,按照队长的指派叫干什么干什么外,其实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下去,对前途感到非常迷茫和无望;又想到年岁在不断增长,却还要靠父母养活自己,内心既抱愧又无奈;说到有关个人的感情、婚恋问题,那更是难以往深处去考虑了。
    有一次,我去十二队,因估计晚上散会很迟,事先联系好在这个队的女知青处借宿。两个女生一个叫小李(名字已忘),一个叫杨小雯,都是和我女儿年龄相仿的初中生。她们得知我要去很高兴,一直等着我,非常亲热地招待我,并和我一直促膝谈心至深夜。翌晨,天还未亮,她们就已轻手轻脚地摸黑起床,不吃早饭,披上护肩,挑起担子出门上早工去了。看着她俩出门远去的单薄身影,我心想:她们的双肩还如此稚嫩,怎能挑得起现实生活的重担啊?
    搬到任庄二队不久,天气转热,一天,工农三队的女知青小张顶着毒辣辣的太阳,扛着一个硕大无比的冬瓜跑来看望我,到家时汗水早已湿透了衣裳,她自豪地告诉我,这是她们自留地上结出的,“特地送过来给你尝尝呵!”又某日晚,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忽听得门外小虎狂吠起来,又听得有人在喊我,我连忙打开门,一看竟是几个工农大队的男女知青,一个个都被雨淋成了落汤鸡,狼狈不堪。原来他们傍晚收工后进城看电影,散场归途中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没奈何只好跑到我这里来躲躲雨。我赶快打开煤炉烧水,让他们洗脚洗脸,又给他们煮糖水泡蛋吃,然后在外屋搭上两张床,把他们安顿下来。次日清早,雨后放晴,几个年轻人高高兴兴地向我道别赶回去上工了。
    知青中有一句话,叫做“天下知青一家人”,此话不假。1970年夏,任庄二队的两个男知青小刘和小沈轮番“打摆子”,正好探亲在家的岸立闻讯后便挨个给他俩作针灸治疗,一个疗程下来居然治好了他俩的病。后来乘旦和岸立从泗洪迁到金湖,虽然插队前与金湖知青不在一所学校,却很快和他们打成一片,相处融洽。我搬到黎城七队后,条件得到改善,我们家似乎也成为一个超大的“知青之家”,记不清有多少知青迈过我们家的门槛,给他们留宿留饭也是平常事。他们中既有工农大队、任庄大队和黎城大队的,也有其他大队甚至从外县过来的,而我也尽可能地给他们一点到了“家”的感觉,将他们视作自己儿女一样对待。
    那些年,有一首南京知青人人都会唱的《知青歌》,其中唱到:“离别了故乡,再见吧妈妈,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插在偏僻的异乡……”每当我听到这些孩子唱起这首旋律优美而内容伤感的《知青歌》时,心里自然而然会涌起一种沉甸甸的痛楚、怜惜之情,作为下放干部,我有一份感同身受的体会;而作为知青的母亲,我不仅深深理解和同情他们,更因难以抑制的怜子之情而总禁不住潸然泪下。
    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老三届”命运一样,乘旦和岸立也是1968年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文革”前夕,乘旦在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上高一,这所中学是五、六十年代江苏教育质量较高,学生素质较好的名校之一,生源以干部、知识分子和部队家庭子女居多。乘旦那一届学生大多出生于1949年,与新中国同龄,有一年国庆节大游行,这些学生就曾以“祖国同龄人”的名义排成一个特殊的方阵,英姿勃发地行进在游行队伍中而备受瞩目。那时,这些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多么自豪、多么幸福啊!每一个人都深信: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条无限美好的金光大道!然而,“文革”狂飚突袭而来,他们正常平静的学习生活戛然而止,在狂热盲从的驱动下,先是停课闹革命,接着又“大串连”、“打派仗”,经过两年多折腾,到1968年,他们那“革命小将”的风头已过,而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令发出后,他们确实又热情满怀地积极响应,真诚地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凭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就一定能够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目标。至今,我仍能清晰地忆起乘旦和他的同学们在我家里一次接一次地热烈讨论,反复酝酿组织“知青之家”那火热的场景,当得知被指定到经济落后的泗洪插队落户,他们并不畏惧艰苦,而是很快组成了一个个“知青之家”。岸立原为宁海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念了半年初中,在知青上山下乡大潮中,年仅16岁的她也跟随着哥哥一起插队到泗洪县界集公社许圩大队,兄妹俩分别在八队和一队落户。他们和农民一样天天出工挣工分,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由于生产队穷,工分值不高,兄妹俩即便一年到头拼命干,也只能勉强挣点口粮,若无家里经济援助根本养不活自己。平日里,兄妹二人相互关照,乘旦则更多地负起照顾妹妹的责任。有一年两人结伴回家,途中必须涉水过一条小河,不料小河突然涨水,岸立过不了,乘旦硬是揹着她艰难地渡过了河。
    兄妹俩下乡后,我和老钱十分惦念他们,毕竟他们还年青呵,生活条件和环境变化太大,他们能够适应吗?这种担心并非多余。1969年初,苏北地区遭遇几十年未遇的特大暴风雪,积雪封门,冰天雪地,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界集公社一条名叫岔河的河面上可以冰上走人。因无法出工,知青们都待在家里。一天早上,岸立出门去拿柴草准备烧早饭,不料走到草垛边一脚滑倒,腰部钻心的疼痛几使她昏厥过去。同一家的知青急坏了,赶紧到八队把乘旦找来,但手忙脚乱之下也无他法,只能让岸立在床上静躺了好多天。那些时,我和老钱在干校的处境正艰难着,哪里顾得上她?以后我又全家下放,无法带她上医院治疗,直到两年后我才抽出空来带她到医院拍片检查,诊断结果已是陈旧性骨折。医生说幸亏睡的是硬板床,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但也从此落下了终身伤病。
    我安家黎城七队不久,下决心到泗洪去看望他们。于是借宣传队事去洪泽之便,去了一趟泗洪。那天,我从泗洪县城乘汽车到达岔河边的渡口时,兄妹俩已在河对岸等我。乘旦穿一身洗得褪色的蓝布学生装,衣裤都打上了补丁,裤脚管高高卷起,鞋子也裂开了口;站在一旁的妹妹也同样是一身素旧。我在岸立的“知青之家”里住了三晚,也到乘旦及其他一些知青家里去过。他们的“家”都是清一色的土坯茅草房,跨进门槛,首先映入眼帘的即是堆在堂屋里小山一般高的山芋,还有切好晾着的山芋干。泗洪种旱地,农作物以山芋和玉米这类杂粮为主,因而山芋和山芋干便是知青们一日三餐的主食。堂屋两边分别是男女知青的卧室,屋里只有床,他们就把箱子架在土坯上当桌子。我来前就知道他们生活十分清苦,平时仅有腌辣椒下饭,于是到后第二天大清早,岸立就带我上公社集市上买肉,当天就先在乘旦家请大家吃肉。第二天又在岸立家请客,这次我买了八斤猪肉、两斤羊肉和一些蔬菜,招待来自三、四个生产队的十四个知青。大家围坐在两张矮桌旁,屋里挤得都转不开身,可孩子们吃得非常开心,还喝了一点酒。他们本来就与我很熟,所以在我面前毫不拘束,开怀吃喝,高声谈笑,很是尽兴。我知道,在他们单调乏味的劳动生活中,如果有哪一个同学的父母去看他们,那真是天大的享受和乐趣呵!
    这次探望让我对身处穷乡僻壤的知青生活有了更直观性的了解,相对于插队在较富裕的苏南、苏中农村的知青而言,他们的生活更清苦,前途更无望。下乡后他们发现,原来乌托邦式的口号和理想与严酷的现实之间竟如此相距甚远。两年来,他们除了劳动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或是改变什么面貌,倒是难以养活自己的窘况让他们心焦,精神层面的荒芜让他们苦闷,特别是学业荒废,碌碌无为,前景渺茫,看不到希望在哪儿,路在何方,这对他们而言实在是难以忍受和不甘心的。总之,两个大孩子在泗洪的艰难处境让我十分担忧和焦急,到1971年,他们下乡插队已经三年,他们以后怎么办?我给老钱写信时,每每谈到两个大孩子的问题便觉得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1971年5月,岸立又患病,连续低烧二十余天不退,病因一时也难查出,让我十分揪心,一些好心的朋友建议我把她迁来金湖,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孩子们商量后决定将岸立迁过来。那时办知青迁移很不容易,需得泗洪同意迁出,金湖同意接收;而口粮问题则具体涉及到最后接收的生产队。经过一番努力,在征得黎城公社及大队同意后,我又去了一趟泗洪。这年的九、十月间,我终于为岸立办妥迁金湖的手续。岸立在泗洪这几年一直边劳动边兼做“赤脚医生”,受过一些短期培训。她迁金湖不久,正逢黎城大队筹建合作医疗站,需要一名女卫生员兼接生员,由于岸立的这一经历,大队便安排她在合作医疗站。岸立从小立志学医,到合作医疗站后,她全心全意地为农民及其子女防病治病,平时一般病症和小手术都能独自承担,另外自己又种植、配制了中草药。她特别长于针灸,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小女孩患小儿麻痹症,她为孩子做耳针治疗,一段时间下来居然取得一些效果。岸立的工作很辛苦,不仅白天忙,晚上也经常到病人家出诊,附近一带的农民对她反映相当不错。
    乘旦原先一直不愿迁来金湖,他总想着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不能再依靠父母,应该独立生活。但事与愿违的是,尽管他在生产队认真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甚至有一年都不回家过年,而是在农村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每次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都轮不到他,据说因为他有一个祖父地主,所以他属于地主子女。其实,这个理由即便是在讲“唯成份论”的当年也是站不住脚和荒唐至极的。钱闻五岁丧父,青年时代即离家参加革命在外多年,这位在乘旦出生前三十年就已不在人间的祖父与乘旦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就成了“地主子女”?然而,这就是当年农村一些地方所谓“查三代”的现实状况,你再有理又能与谁人去讲得清呢?可以预见,在那种无依无靠的落后环境中,即使再坚持干下去,任凭自己怎样努力都将是徒劳无获的。我们经过反复商讨和慎重考虑,最终决定将他迁到经济文化条件相对好一些的金湖来。乘旦于1972年4月迁来后,先在黎城七队劳动了几个月,后到任庄大队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1974年初,我和老钱重新分配工作到了扬州,三儿承炬也随之转学到扬州鲁迅中学。这年暑假他高中毕业,按当时政策规定,一个家庭的子女,只能留一个在父母身边安排工作,其余都得插队农村落户,我们有四个孩子,必须“四插三”。这样,承炬就在这年冬天插队到扬州郊区的双桥公社卜桥大队,成了一名菜农,在菜地里辛勤劳作,一干就是三年。至此,我们这个家在“文革”中共产生了三名知青,若将跟着我下放农村四年的小四子也算在内,真可称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青之家”了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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