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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散文] 189、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5: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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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8 05:29: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吴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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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庄的新居是两间旧茅草房,虽然低矮潮湿,面积也和工农大队的差不多,但毕竟“人屋”总比“鸡舍”强吧。由于没有厨房,公社书记王元龙嘱咐生产队长老万为我搭一间,他一口答应,并帮我搭了一间很小的毛竹糊泥披房做厨房用。任庄二队距离县城比工农三队要近一半路程,我和孩子们进城买米菜要省力些,再就是与一队的吴岭岚家靠得很近,两家人可常来常往,互相照应。老吴两个儿子也在县中读书,两家的孩子也算有个伴。我搬去不久正赶上夏忙季节,社员们白天在田间割麦,晚上在拉起电灯的打谷场上脱粒,十分辛苦。我白天到工农大队搞宣传队工作,晚上到家后为他们烧上几壶水,乘他们休息时送去,有些社员也到我家来边喝水边话家常。县里的中小学都放农忙假,两个孩子就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承炬在脱粒机前紧张地解麦把,承军则在场上跑来跑去地搬麦捆,社员们都夸小哥俩勤快。
    然而大忙过后,困难又接踵而至。
    首要问题仍然是住房。进入梅雨季节后,大雨小雨下个不停,我那两间旧茅屋内多处漏雨,只好不断用水桶和脸盆接水;而简易厨房更是漏得不能放煤炉,没奈何只能搬进屋里烧饭做菜。雨季过后,天气放晴炎夏接至,小茅屋内又变得闷热难耐,白天烧饭时汗如雨下,晚上关门睡觉则无法入眠。时不时地,还听得老鼠在吱吱叫,甚至能看到四、五尺长的蛇在屋樑上悠闲地爬行。考虑到在如此差的居住环境中过下去我的七旬老母肯定吃不消,我只好写信给我在上海的妹妹,想把母亲暂时送到她那儿去。虽然妹妹自己已赡养着一个风烛残年的姑母,妹夫还关在“牛棚”里,但她很快回信同意了。我因宣传队事务缠身,便将护送母亲到上海的任务交给了从未一人出过远门的承炬。那天,我送他们去县城,看着14岁的承炬背着包裹,拎着网兜,扶着老外婆登上长途汽车时,实在是放心不下,但除此之外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权当让他经受一次锻炼也未必不是好事吧。果然,十天后承炬完成任务顺利归来。
    疟疾是苏北农村的一种流行病,当地人称“打摆子”,由蚊虫叮咬传染引起,好发夏秋季,症状是反复寒战、高烧。由于我们住的茅屋低矮闷热,无法挂蚊帐,即便点上蚊香也无济于事,我和两个儿子便无一幸免地先后染上疟疾。小儿子承军最先开始,发高烧到41度。那些天,三儿承炬送外婆未归,我又因宣传队的事脱不开身,家里只剩下我们养的一只名叫“小虎”的大黄狗整天陪伴着他。我明知小儿生病需人照应,也只得狠狠心放一壶水在床边,嘱他好好躺着,按时服药,自己掩上门到工农大队去,下午忙完事再拼命赶回家。
    一天傍晚,我心急火燎地往家赶,先在村头碰上来迎接我的小虎,看它那副焦急等待的神情,我明白通人性的小虎也在为小主人的病情担忧。到家时,我奇怪地发现屋里已亮起了煤油灯,原来是老吴的夫人王恒洁老师正守候在承军床边。她说,知道小家伙一个人在家打摆子,她和儿子俩人便赶过来轮流照料一下。我当时感动得眼泪夺眶而出,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感激的话才好。
    承炬从上海回来后不久也染上疟疾,发作得比弟弟还重,我去请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医生上门给他看病。农村里缺医少药,医术落后,这位乡医手头只有青霉素,来了后也不做皮试,一针打下去,承炬起了青霉素反应,脸色泛白,冷汗淋漓,把个乡医吓得不轻,一直待在床边不敢走。后来,有村民介绍用桃花叶包大蒜裹在左腕上的治疗土方,结果又裹出一个大水泡,至今留有疤痕。疟疾突袭凶猛异常,又易反复,让我们始料不及,我赶紧写信给老钱,让他设法弄一些奎宁片托人带过来,以缓解我们往后防治疟疾的问题。
    在任庄二队住到九月份,一日,我正“打摆子”在家昏昏沉沉地歇息着,队长老万突然找上门来,说是这两间房原是生产队堆杂物用的公房,现在生产队决定拆除,希望我体谅队里,另寻住处,并尽快搬家。对这一突变,我无言以对,万队长好赖算是帮我解决了几个月的居住问题,我除了感谢人家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我答应搬走,但提出时间要宽限些。
    住房又成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
    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下放干部和亲属应发放建房基金及供应木料、毛竹等建房材料,因而一些下放干部已陆续盖了新房入住,但包括我在内的单方下放干部大多都未盖。
    方非原为省教育厅的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我的老领导,是四十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与我同属单身下放。刚下放时她和我同在工农大队(五队),我们常见面。县里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后,她分到县医院任宣传队负责人,得知我的困境后,她便去找公社书记王元龙商量此事。正巧黎城大队计划将建在七队的大队部拆掉另择址新建,于是经公社与黎城大队协商,决定原大队部不拆,交由方非和我两家使用,而我们两家的建房基金和材料由公社调拨给黎城大队。另外,新建大队部资金不足之数则由公社出面向我们商借一部分。这样,我的住房问题实际上得到较好解决,这不能不感谢方非、王元龙两位领导的热心相助。
    1970年10月23日,我将家迁至黎城大队第七生产队,这是我下放后第二次搬家,并在这儿住了三年多,直到重新分配工作离开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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