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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散文] 185、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3:在生产队的养鸡房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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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9 06: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吴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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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苏北许多小县城相似,金湖县城的主要街道只是一条既短又窄的东西向小街。我们到达“离南京很近”的县城时天已擦黑,街上店门紧闭,路上行人稀少,显得十分萧条冷清。当一家人从车站走到县革委会大门前时,随行李车先到的乘旦和县里一位接待人员正等候在那儿,他们告诉我:下放地点是黎城公社工农大队第三生产队,离县城较远,还有十多里路。冬日昼短寒冷,天色愈加暗下来,如何去生产队成了大问题。那位接待人员是个好心人,眼见我们这一家老小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动了恻隐之心,想方设法弄到了一辆吉普车,一路颠颠簸簸地把我们送到了生产队。
    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新家”是打谷场上的一间茅草房,一片黑暗中,依稀可见到行李和家具都散乱地堆放在屋外,来迎接我们的有生产队长和会计,另有一群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像看热闹似地在一旁围观。我和孩子们先忙着把几张床搬进屋内安放好,再把几张椅凳搬进屋,然后扶着老母亲进屋里坐下。待大家进屋后,我才发现这屋子里再也安不下什么东西,也插不进什么人了。
    我们忙着把铺盖打开,老母亲则反复念叨着:“怎么还不吃晚饭呢?我们在那儿吃晚饭呵?”我倏然想起干校动员会上指导员说过生产队已准备好过冬的腌菜的话,忙四处张望着,却连个腌菜缸的影子也未见到。
    大约等到八九点钟,队长才来叫我们去吃晚饭,他跟我打招呼说,当天早上他们才接到上面通知,得知有一家下放干部要安排到他们队里,所以一切准备工作都很匆忙。我们住地附近只有一户姓耿的农家,晚饭就是托他家烧的。于是饥肠辘辘的一家老小跟着队长,摸着黑互相搀扶着走到老耿家,只见桌上已摆了几样蔬菜,饭也盛好了。我和老钱请队长、会计、老耿和我们一起入座吃饭,但这几位既不肯上桌也不离开屋子,而是一字排开站在我们身后看着我们吃饭。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当地的规矩,表示对来客的尊敬。
    我们的安家之处位于村庄尽头,与集中居住在生产队集体规划地的社员家尚有一段距离。所谓“住房”原本并不住人,而是生产队的一间破旧的养鸡房,属于公房性质。紧邻养鸡房西侧还有一间公房是生产队的牛棚,里面饲养着近十头水牛。难怪头天晚上我尽管十分疲惫,但思绪万千,睡不着觉,考虑着往后怎样才能适应这种从大城市到农村“一杆子到底”的生活,又总听见隔壁房间有响动,原来是老牛在吃草;而屋内一阵阵扑鼻而来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竟是鸡屎臭啊!如此恶劣的居住条件,别说与过去南京那个家有天壤之别,即使与生产队一般农户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但“既来之则受之”。第二天,全家人忙着把居室打扫得尽量干净一些,将屋内土墙四壁的大大小小的透风之处塞上稻草,再糊上旧报纸,又将仅有的一个不足一尺见方的无玻璃窗洞也糊上报纸。散放在屋外的家具什物全都搬进了屋,有的原封不动地捆扎垒放在屋角,有的塞到了床下面,屋里总算腾出一块地方可以放下吃饭的方桌、几张长凳和一个煤球炉。于是我们就在这间小茅屋里安下家来,吃喝拉撒都在这间斗室里做文章。
    元旦后,老钱回干校,乘旦和岸立回泗洪当他们的知青,我则带着老母亲和承炬、承军过起了下放农村的艰难生活。
    既然下放农村当农民,落户没几天我就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参加了劳动。冬季是农闲时节,地里没什么农活,但社员们仍然天天出工,主要活计是挖田边的水沟。清晨,队长吹着哨子从村东头走到西头喊出工,各家男女社员便扛着大锹、挑着箩筐跟着队长去上工,我也应声走出家门。冬日里空旷的田野上寒风凛冽,我头上裹着一块蓝色方巾,脚上穿着在干校劳动时穿过的球鞋,扛着大锹和社员们走在一起。刚上工的几天,我不会使大锹,有的女社员就跑过来教我,但我毕竟体弱力小,又逢天寒地冻时节,一脚使劲蹬下去却挖不上多少土来。社员们对我很友好,有时我和女社员一起抬土,上土的男社员尽量少装些;和我搭伙抬土的女社员则把箩筐尽量拉近她那一边。中午歇晌的时间较长,我就用这一段时间到附近的农民家去教他们的孩子识字读书。我发现村里失学在家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相当多,他们一般都留守在家里做家务、照顾弟妹。我去教这些孩子,家长们都非常欢迎,女社员们常要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可惜我这种挨家挨户式的上门教学方式教不了更多的孩子。到了2月底,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指示精神,所有的下放干部都被抽调参加“一打三反”宣传队,我被分到工农大队工作组,并担任组长,也就没能再坚持每天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了。
    下放以后,我们一家四口在生活上确实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很大困难。
    首先是“吃饭难”。按照规定,下放干部本人仍吃商品粮,每月定量28斤。我母亲和两个孩子则转为农村户口,参加生产队分配改吃农村口粮,但在年终分配前仍由国家供应,每月还必须到县城粮站去买口粮。吃菜的问题更难,农民都有自留地可以种菜,到了寒冬腊月,再穷的人家也腌好了青菜和萝卜干,而我们家却什么也没有,要吃菜只能到城里去买。工农大队是公社离县城较远的大队,再往南是花园大队,已与安徽的天长县接壤。从三队到县城往返一次有近三十里的路程,为着到县城买米买菜,我和两个孩子真是吃尽了苦头,每次进城都想多买一点,于是肩扛手提,回到家已是筋疲力尽。有一次,我不自量力地一个人扛了二十多斤大米一路走回去,结果肩膀被磨破,衬衣上竟渗出斑斑血迹。
    但居家农村不可能每天都进城买菜,何况我还要参加劳动,后又搞宣传队工作,这就弄得家中常常断菜,只能熬点熟油拌饭凑合着吃。后来,队里的几个知青和我们相处熟了,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到野外去挖一种形似木耳,呈墨绿色,名叫“地皮菜”的野菜;又去采集了一些野香椿回来。他们告诉我:这两种野菜均可放心炒着吃。确如知青所言,两种菜炒出来上桌还挺下饭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无菜之炊”的困难。
    其次是孩子们“上学难”。难就难在上学的路途太远。13岁的承炬在县中读初中,每天骑自行车早出晚归,但遇到雨雪天他就无法骑车,有时清早出门时天气尚好,但到下午却下起大雨来,乡间土路被淹成一片泥泞泽地,只好淋着大雨扛着自行车一身泥水走回家,弄得又累又狼狈。有了几次“车骑人”的教训,加之农村路况太差,他干脆不骑车了,每天来回步行二十大几里路,中午在学校也得不到休息,连老师们都很为他的健康担心。11岁的承军先是进了四、五里路外的任庄大队小学,这一天四趟也够他走的。有一阵子学校搞积肥活动,规定学生每天上学要拾一筐粪交给老师。于是我为他备了粪筐和小钉耙,让他每天一早背着书包,再挎上和他身高差不了多少的粪筐一路拾着粪去上学。老母亲见状,因心疼小外孙也不知道暗地里淌了多少眼泪。如遇雨雪天,乡村小路泥泞难行,小家伙也只能停学在家了。
    两个孩子这种糟糕的就学境况让我深感担忧,却又苦无良策应对。本来小哥俩正值读书打基础阶段,但因“文革”期间学校教学秩序被打乱未能好好读书,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而他们却又因为跟着我下放农村而再度受到负面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时,有先我下放的好心同志告诉我,金湖县照顾下放干部子女入学,规定转学县中的孩子可以把户口转到县城,这一消息让我喜出望外,我赶紧跑到县里给承炬办了转户口的手续。后来,虽然县里办户口事宜已结束,但仍照顾我将小学毕业的承军也转到金湖县中学念初中。为了让小哥俩好好读点书,不再疲于奔命,我下决心让他们都住校。记得那天我送他们去学校,帮他们安顿好床铺后,一个人扛着一袋米往回赶,乡间土路上空旷无人,此情此景令我倍感凄凉,双腿竟如灌铅般沉重得难以迈步。好不容易捱到家,只见黄昏中我那两鬓花白、患有腿疾和一只眼睛已瞎的老母亲正倚门孤寂地在等我,我连忙迎上前去扶她进屋。想起“文革”前我们好端端的一个家现在却是七零八散、如此落魄,禁不住悲从心来,终于忍不住与老母相拥而泣。
    再回到“住”这个话题。下放后的第一个冬天似乎特别寒冷漫长,我们那间四处通风的小茅屋更是奇冷无比。好在隔壁是牛棚,当年生产队的牛棚是冬天队里最暖和的地方,农民们常在晚饭后聚在牛棚里取暖聊天。生产队的饲养员老王是个非常朴实敦厚的农民,我们和他相处得很好,他常到我们家来小坐聊天,孩子们也就常搀着老母亲到牛棚去烤火取暖,虽然气味差些,但一个寒冬也就这么熬下来了。
    197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终于姗姗来到人间,当家里那扇关不严实的门总算可常敞开着,让阳光照进屋给家人带来些许温暖时,我心想:或许以后的日子可以好过一些了。没想到,随着天气转暖,屋里的鸡屎臭味也越来越难闻,以至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有时一些下放干部和知青来我家,闻到屋里的奇臭味都说这屋子不能再住下去了。落户在邻近任庄大队的几位干部很同情我的处境,告诉我任庄要比工农富裕,生活条件要好一些,正巧任庄二队现有两间空置的公房,建议我向公社领导提出搬过去住。这样,经公社领导同意,我于1970年5月将家迁至任庄大队第二生产队,这是我下放后第一次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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