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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家] 183、母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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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0 10:29: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邓宾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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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语:过去女子一旦出嫁,便改了名字,随夫家的姓,后附自己的本姓,最后再加一个“氏”,如夫家姓王,自家姓张,从此便被人唤作“王张氏”。这是现代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只要阅读了邓宾若的文章,对于在男子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女子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名字,也就大致知晓了。


    作家贾平凹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起他是怎么知道他母亲的名字的:“母亲姓周,这是从舅舅那里知道的。但母亲叫什么名字,十二岁那年,一次与同村的孩子骂仗——乡下骂仗以高声大叫对方父母名字为最解气——她父亲叫鱼,我骂她鱼,鱼,河里的鱼!她骂我:蛾,蛾,小小的蛾!我清楚了母亲叫周小蛾的。”(《我不是个好儿子》,引自《生命是孤独的旅程》一书)贾平凹的这段话,让我不由地想起了母亲的名字。
    母亲生在无锡农村的一个贫寒家庭,外公去世较早,外婆一人辛苦地将四个孩子拉扯大,母亲最小,上面有一个大姐和两个孪生哥哥。外婆重男轻女,大姐早早就嫁了人,她对两个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省吃俭用地供他们上学念书。她还特地请村里有学向的人为他们起了十分典雅的名字,一个叫于凤阁,一个叫于凤仪。后来两个舅舅都成了小有名气的中医,小娘舅于凤仪还在无锡城里的闹市区开了诊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梅兰芳先生率团来无锡演出,梅夫人福芝芳偶染风寒,曾慕名来小娘舅的寓所就诊。
    外婆全力培养两个儿子,但对小女儿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外婆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让女儿在家里做针线活,或下田学干农活。母亲从没上过一天学,因此家里也就没想到给她起个“学名”。因母亲最小,大家都叫她“小妹”,“小妹”仿佛成了她的名字。
    在旧社会,母亲没有正式的名字,倒也没有成为多么了不起的问题,结婚前是如此,结婚后也是如此。凭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亲嫁给了父亲。那时农忖还不兴婚姻必须办理登记手续,所以母亲有没有名字,也无关紧要。成亲后,母亲随父亲去上海谋生,父亲外出工作,母亲在家养儿育女,料理家务。因为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履历表之类的表格要填,国民党政府也没搞过户籍登记,邻里朋友间见了都叫她“邓师母”或“邓家姆妈”,自然没有人去理会母亲有没有名字的。日子就这么过了一年又一年。
    直到解放后,才结束了母亲有姓无名的历史。大约是1950年上半年,人民政府着手进行户籍登记。一天,工作人员上门登记,轮到母亲时,问她叫什么名字,母亲回答说我没有名字。工作人员又问:“那从小家里叫你什么?”“都叫我小妹。”母亲回答说。工作人员听了便干脆地说:“那就叫于小妹好了!”工作人员一锤定音,从此,“于小妹”便成了母亲正式的名字,伴陪着她度过了解放后的下半辈子。
    不久,政府开展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那时母亲才四十刚出头,她从小就渴望念书识字,所以高高兴兴地参加了扫盲识字班。在扫盲班,她首先认识和学写自己的名字。当她一笔一划学写“于小姝”这三个字的时候,她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是可以想见的,因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和学写自己的名字。由于“于小妹”这三个字,笔划较少,所以母亲很快会写了,当我们看到母亲端端正正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都为她感到骄傲。
    母亲在扫盲班的学习很认真很努力,再加上我们在一旁热心辅导,因此她顺利地摘去了文盲的帽子,这就为她走出家门,投入社会工作创造了条件。扫盲班出来后,母亲担任了居民小组长。母亲为人和善,人缘很好,街坊邻居都支持她的工作。解放初期会议很多,居委会经常通知母亲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那时电话还很稀少,居委干部隔三差五地会在楼下大声喊叫:于小妹某日某时到居委会开会!母亲的名字居然这样地被“官家”呼叫,这是她以前无论如何所不敢想像的。在我们上学时,母亲就开始当居民小组长,等到我们都有了孩子,她还在当那个居民小组长,真不知是几朝元老了,“于小姝”的名气真是愈来愈响了。由于母亲工作认真负责,上面布置的任务无不积极完成,为此她的名字多次上了居委的光荣榜,不但她感到鼓舞,我们也深以为荣。现在,虽然母亲早已离开了我们,但我们还常常会想起有关母亲名字的一些往事。
    母亲的名字实在太平常,或者也可以说实在太不起眼了。但母亲名字的由来,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故事,折射出了她人生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这就很值得我们回忆和深长思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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