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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散文] 183、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2:领导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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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吴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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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2月上旬开始,南京的街道上开始出现敲锣打鼓欢送下放干部和城市居民到农村的搬家大卡车,而且越来越多。但我却没有立刻动身,因为回南京后不几天,传来了干部单方不下放的消息。接着,我接到要我到干校设在南京的留守处工作的通知。然而到了12月下旬,情况又变了,说是单方下放的仍然要走,而且年底要走完,因干校即将有新的任务,干部下放的工作不能再拖。于是,我又接到通知,要我立即携带全家离开南京,下放地点是淮阴专区金湖县。干校一位领导对我说,金湖离南京很近,生产情况还不错,考虑到我一个女同志单方带着全家下放,去金湖是对我的照顾。
    其实,姑且不论是否“照顾”,即便在留守处临时工作的短暂时日里,我也从未抱有留下来的幻想,只是考虑到金湖地处苏北,我们无亲无故,人地生疏,下放后的生活必定艰难;又传说下放干部一两年后要停发工资,要是真的走到了这一步,恐怕让我一人带着老母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农村能不能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再说,最高指示中有“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之语,按理我那身有残疾的七旬老母应该得到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待他们长大以后再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不迟呵,为什么不能先安排我单身下放呢?思虑再三,我决定向领导如实反映一下我的困难。
    我的想法和要求,在当时已有先例可循,而向领导反映个人意见和要求也符合组织原则。正巧五连那位邓指导员和我同住一个大院里,他家位于南楼二楼临街,过去虽不熟悉,但见了面也还打打招呼。一天下午,我和老钱到他家去,未想到此人非常傲慢无礼,态度极其粗暴,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了我,拍着桌子厉声对我吼道:“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办法,我可以马上叫卡车来给你搬家!”好厉害呵,拒绝请求也就罢了,却没有料到他竟这样拿架子,摆威风,实在欺人太甚!事后想想,老钱当时显然还是个“有罪在身”的人,身份连个普通群众都不如,我们竟然还幻想着能通过正常组织程序得到不可能得到的照顾,实在太天真了,结果除了自取其辱,还能有什么呢?
    写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若干年后我和这位指导员的一次戏剧性巧遇,那已是“文革”噩梦结束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老钱早已恢复工作,并调回南京。有一次,我因事路过湖北路18号旧居,不料竟迎面碰到他,看来他还住在原处。此人一见到我便老远就笑容可掬、点头哈腰地和我打招呼,想停下来和我讲讲话,而我只是无言地点点头便走过去了。不知道这位当年威风凛凛的指导员有没有想起十几年前他欺辱我们的情景?想必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随着时光流逝,我心中的余怒已日渐淡去,也根本不屑于和他这种人交谈什么。说实话,在那个人妖颠倒的疯狂年月里,诸如这种只知对上忠实执行极左路线,对下丝毫不讲人性的大大小小的跟风派、势利者们比比皆是,比他更左更坏的人可谓多矣!想来真是可悲可叹,值得深思。
    既已认清自身的处境和地位,眼前仅剩下华山一条路,我反倒坦然了,并横下一条心,作好带领全家下放农村当农民和过艰苦生活的准备。经过数日紧张忙碌,我和孩子们总算整理好行装。离宁前夕,我们全家老小七口人到鼓楼照像馆照了一张所谓的“全家福”,每个人脸上都看不出有一丝笑容。1969年12月27日,距70年代第一个新年只剩下四天,一家老小提早吃过午饭后便登上长途客车,离开省城南京奔赴金湖农村安家落户。那一年,我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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