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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散文] 181、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一:动员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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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 04:45: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吴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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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语:作者出生于1925年,西南联大毕业。13岁时写成并出版被称为“东方版《安妮日记》的《小难民自述》。1979年-1985年任江苏省教育厅(原省教委)师范教育处处长。1985-1989年任师范教育处顾问。曾任金坛县中学教师;常州师范学校、常州私立芳晖女中教导主任、副校长;扬州师范学院外语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等职。有新著《跨世纪的教育情怀》出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轰轰烈烈的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席卷全国,涉及千家万户,广为人知。相对而言,有些地方随后出现的另一道相似的风景线——广大干部下放农村运动,也许因其声势、规模和影响不及前者而少为人知。每当忆及那段特殊经历,作为亲历者之一,曾扶老携幼率全家下放到苏北农村安家落户四年有余的作者,忍不住心潮起伏,感慨万分乃至夜不成眠,故而秉笔实录记下这一段艰难曲折的特殊经历。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援引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最高指示,此后,各地普遍在农村开办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等单位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和文艺工作者被送到干校劳动、学习。在江苏省革委会的统一部署下,省教育厅除留下极少数人组成业务班子留守外,其余都于10月17日到金坛县朱林公社搞斗批改,同时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9年初又转到省五七干校在句容县的下蜀茶场,教育厅与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合组为第三中队。这年11月2日,江苏省革委会又正式发文通知:“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项根本措施,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是城乡斗批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也是战备的需要。因此决定在全省来一个动员。”该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动员干部和城镇居民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干革命,也就是到农村当农民,至于大批知识青年已于一年前插队农村了。
    我当时是省五七干校新五连的一名所谓的“五七”战士,11月27日新五连宣布我单方携带全家下放淮阴专区,但具体地点未定。因此,事情得从我去新五连讲起。
    1969年10月,省五七干校组建了几个新的连队,五连是其中之一。10月12日,我所在的三中队宣布我去新五连,我当时的心情颇为复杂。我在教育厅已工作多年,对教育厅和同事们是有感情的,眼见着教育厅被彻底砸烂,同事们七零八落地分散在各个连队,而去新五连的仅我一人,前景如何心中无数,确实感到惋惜和迷茫。然而,当我想到“文革”爆发以来我爱人钱闻因1949年以前长期在国统区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此时被认为“历史复杂”,强加以多种诬蔑不实之词而遭批斗,我又和他同在一个机关,这种特殊处境让我感到无法言说的难堪、压抑和屈辱。因此,当得知我将去新的连队时,内心竟有着些许轻松之感。
    到新五连报到后,我向连队请了一天假回南京去看望我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三儿承炬和小儿承军。那时,我的两个大孩子——大儿子乘旦和女儿岸立已于1968年10月到苏北泗洪县农村插队落户,南京的家只留下两个小的由我老母亲陪伴着度日,我非常想念他们。那天,我乘火车回宁已近夜色人定时,当我急匆匆地赶到位于湖北路十八号机关宿舍大院,摸黑上到二楼的家,只见屋内无灯,房门紧闭,想必是出于安全考虑,祖孙三人吃过晚饭就把房门反锁上了。我迫不急待地边敲门边喊:“妈妈回来了,快开门呵!”顷刻间,随着里面一片欢呼声,房门被打开,映入我眼帘的是依在门边微笑着的母亲和正从床上跳下来的两个小家伙,他们没有想到我会突然闯回家,真高兴坏了。我把儿子们紧紧搂在怀里,忘掉了外面黑乱的世界,在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尽情享受着这短暂团聚的欢乐时光。
    那年月,孩子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一次,十二岁的承炬被通知到省卫生厅去参加“可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我母亲非常伤心,很不放心地送他到大院门口,望着他随着一群人远去。但等到中午还不见回来,老人家急了,赶到卫生厅去,只见他正和一些“可教育好的子女”打乒乓球呢。平时,同学和大院的小孩经常会拿他们当“狗崽子”看待而辱骂他们,这使他们感到无比屈辱。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的小哥俩躲在院子大门后,当一群孩子高声叫骂着经过时,他俩冲出大门挥舞着手里的棍棒追上去,那群孩子见状一溜烟跑了。母亲怕他们惹出什么事来,只好成天守着他们,把他们关在屋里轻易不让出门,又特意买了装半导体收音机的零件让承炬自己学着装收音机,小儿承军则只好一天到晚翻看家里的连环画小人书。
    第二天上午,我忙着去采购米、油、盐等日用品和烧饭做菜,又再三叮嘱孩子们照应好外婆,要懂事,不要下楼招惹麻烦。午饭后我便离开这温馨而冷清的家,两个孩子执意要送我一程,我们三人便乘公共汽车来到火车站。临别时,我看着月台上相依偎着的小哥俩正向我恋恋不舍地挥手、随火车启行而越变越小的身影,内心着实酸楚和凄凉。
    回到连队不久,省革委会关于干部下放农村的文件正式下达。为了贯彻落实省革委会的指示精神,全干校开了一次动员大会,省革委会一位来自部队的主要领导W亲自给大家作动员报告,在我们五连则是由一位姓邓的指导员动员的。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他说:“贫下中农听说机关干部要下放农村,非常欢迎呵,连冬天吃的腌菜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动员过后便组织学习讨论,还在饭堂开过一次晚会,用文艺演出的形式来表示决心。
    在如此燥热的气氛里,我确曾认真思索过自己在农村这样一片广阔天地中如何去大有作为的问题。例如,我设想到农村后除了劳动,还可以教农民及他们的子女识字读书;农村里缺医少药,我学一点针灸法,可以为农民治病。另一方面,我心里也十分清楚:自己无疑是这一次运动的动员对象。由于教育厅实际上已被砸烂,新的机构是所谓省革委会政工组下设的教卫组,其成员主要由部队干部和原机关少数年纪较轻的人组成,而我属于“旧机关”的“旧人员”;加之钱闻此时虽被宣布“解放”,但仍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党籍,尚未恢复组织生活,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我绝不可能留在机关工作。对此,我有清醒的认识和思想准备。
    11月下旬,干部下放的高潮业已形成,我和大家一样向连队递交了“决心书”,接着便是一个一个地落实下放地点。11月27日,经五连和钱闻所在的中队联系研究决定后,我接到通知:单方携全家下放淮阴专区。这就意味着我将一个人带着一家老小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当农民了,这真是一副难以挑起的重担呵!这个决定让我始料未及,我曾设想和老钱一起下放全家团聚的愿望彻底破灭。接着,连队又紧急下达通知:全体下放人员于第二天下午立即回南京准备下放。这样,11月28日下午,我和各个连队准备下放的干部们全部集中到了桥头火车站乘车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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