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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点赞] 181、廷锦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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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30 04:22: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廷锦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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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与养父母梁廷锦、王文华在文革期间的合影


    按语:初识梁晓,是在编辑《一个大写的人》的文集,里面有江伟伦、程树德、梁晓、朱惠霖、宋雪君等人的纪念文章,梁晓文章的题目是《傻子徐子荣》;
    再识梁晓,是因为编者撰写《怀念素未谋面的江伟伦》时,见到了江伟伦将自己的病情告知梁晓以及他俩往来的信件;
    今年初,编者突然见到署名“梁晓”的《廷锦老爸》一文,既让编者喜欢又让编者疑惑,看完全文,特别是看到“复兴中学”“留青小筑”“兴业坊”的文字时,编者立即坚信作者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梁晓。
    2014年起,根据家人和自己的经历,梁晓撰写了记实故事《从梁村到山阴路》。令人遗憾的是两年以后梁晓病逝。
    “如果说,穷人参加革命,大多首先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这些衣食原本无忧的富家子弟向往革命则是为了别人的解放。”文中的这句话,编者记得很牢。正是有了廷锦老爸、文华老妈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才会取得成功,中国人民才能翻身作主人。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在新中国七十周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在老一代共产党员廷锦老爸的祭日前夕,本网站刊发梁晓生前撰写的文章一定会产生不同凡响的影响。



    今天,7月3日,廷锦老爸的忌日。
        世界杯正打得如火如荼,他要是还在世,一定会天天不拉的。他喜欢看足球,我最后和他一起看足球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中国刚恢复在世界足协的地位,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外围赛。那时的球星还是荣志行等人。我还记得中国队对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澳大利亚的哪几场比赛。那是中国人在锁国近30年后大规模接触世界现代足球的开始。
    老爸虽然是平脚板,走起路来,左右摇晃幅度很大,戴着眼镜,身手也不灵活,打太极拳时做“下势”总不到位,仅仅意思一下。但他喜欢看体育节目,自己也喜欢来一手。他年轻时在银行业同仁组织“银联”里负责的就是文体活动。上世纪60年代,乒乓球是唯一中国在世界夺冠的项目,我和他在家里也打起了乒乓球。拿几块铺板搭在桌子上就成了乒乓台。我还和他去精武体育会租台子打,每小时两毛钱,可惜他工作忙,往往凑不到一起。他还会打桌球。最初我记得是在虹桥俱乐部,那是解放初期为干部工余休息开辟的活动场所。打的是Billiard还是Snooker我记不得了。后来在无锡大萁山华东疗养院还见他打过。但他最大的乐趣还是打牌搓麻将。当时在社会上打麻将已经被禁止,只有在疗养院里还可以搓,当然不能赌,我记得他们是用各色圆筹码计算输赢的。但疗养院不能天天去,在家只能打牌。,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打。先是打一百分,后来是四十分下台。他很在乎朋友的配合,配合得不好他会很生气。打到高兴时就让我去煮咖啡。那是用真正的咖啡壶煮磨碎了的咖啡粒。至于当时哪来的咖啡粒,我已无从回忆了,也许是家里过去留下的存货。后来供应越来越困难,咖啡没有了,哪壶也就用来装了冷开水。   
    文革前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要陪他到虹口公园散步。虹口公园离山阴路不远,走走就到。到了公园他就买两瓶“沙士”汽水,他一瓶,我一瓶,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慢慢地喝。“沙士”汽水的颜色是深咖啡色,口味有点咳嗽药水。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喝到了可乐才恍然大悟,那“沙士”其实就是可乐的翻版。老爸也是美食家,他喜欢西餐。我们常去的是“德大”,在中央商场那一带,但现在早已不知所终。有时也去红房子,但从虹口到西区不方便。他喜欢点的是罗宋汤,奶油蘑菇,牛尾汤和炸猪排,猪排边上还要放上他喜欢的红菜片。现在我才知道,炸猪排其实有很多做法,上海当时那种包上了面包粉的炸猪排在德国称为“维也纳猪排”。在家里吃饭时,他也喜欢在炒青菜里倒点牛奶,说是“奶油青菜”,文华妈妈老讲他瞎搞,我也觉得很难吃,现在看惯了德国人煮素菜时往里面“倾倒”掼奶油,才知道老爸当时的奶油青菜之正宗。   
    他还有一个喜好就是上澡堂。山阴路兴业坊的房子是原兴业银行的产业,我们1955年搬进去的时候厨房还有锅炉,热水可以一直通到二楼三楼的澡缸,但不久锅炉就拆了,天冷洗澡只能去澡堂。澡堂就在山阴路口,名字叫“温泉浴室”,档次不高,但图个路近。他从不洗大池,总是要了单间的浴缸,然后把浴缸仔细擦洗干净才开始洗浴。他是很爱干净的。泡热了,就让我帮他檫背。洗完澡,我就和他一起躺在大堂里,他抽烟看报喝茶,让修脚师傅帮他修脚,我就想自己的心事。因常去,服务员也熟了,他有时也和服务员聊聊民情。呆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当时的浴室休息间只有大堂,没有包间。再有钱,级别再高,也只能和百十号人躺在一起,吞云吐雾,看看挂在头顶上的衣物。老爸虽然是个严谨之人,其实并不缺乏生活情趣,也懂得享受,只要不占公家的便宜。妻子常常感慨地说,老爸去世太早了,要是能活到现在,看到他曾经经历过但又离他远去的生活方式重新被当作时尚,他一定会高兴并享受的。
    老爸于1993年去世。因为在国外,我不在他身边,他钟爱的孙女,我的女儿蒙蒙也不他身边。直到现在我还很自责。


    老爸生于1911年,祖上是浙江人,后迁居徽州。老爸的祖父十多岁便随其父来到江苏南通发展。由秀才而贡生,曾任浙江于潜知县。清末国事颓废,朝廷以卖官敛钱。曾祖父便集资捐得江苏候补道,授二品衔资政大夫。但久未得补实缺,只是个空名。于是又回到南通经营。曾祖父是个聪敏能干之人,由商而宦,又由宦而商,广交两界人脉,居然最后积下二,三十万银元的家产。名下除众多钱庄商店当铺外,还拥有几千亩良田,成了南通闻人,和张家(张謇)顾家(即名导演顾而已家)并列为南通三大家。老祖父除正房任夫人外,还先后娶了五位偏房,共生有七子四女。五位姨太太中,最为年轻也最为宠爱者为詹氏,也是徽州人,为曾祖父生下四子二女,后扶正为继室。曾祖父去世后,财产进行分割,詹氏这一支由于子女众多,大部财产均由詹氏继承,成为延续祖业的主要一支。这一支居住在南通寺街,那一群建筑,曾经是南通主要大街的标志性建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去看望过居住在那里的四叔公,虽然房子里已住进了不相干的外人,但那几进深的大院,高大的房柱,高耸的飞檐,直到现在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曾祖父所经营的是一个封建的大家族,具备了一切当时大家族生活起居中讲究的特征。文华妈妈常给我叙述当时开饭的情景,管事的一吆喝,“X房领饭”,于是某一房的丫鬟便去伙房领取饭食。高宅深院中所上演的一切,似乎就是巴金笔下的那个“家”。
    曾祖父男性后代的序列,无论出自正庶,均按年龄排列,称之为“房”。老爸的父亲属于三房。这个“房”和第几房姨太太无关。老爸的奶奶便是曾祖父的正室原配夫人任氏,也是徽州人,但一直住在休宁老家。从未出过家门。老爸的父亲便被送到南通,与曾祖父共同生活,这样老爸也就出生在了南通。虽然生这样一个大户人家,虽然贵为少爷,但老爸在少年时已感受到了生活的窘迫和事态的炎凉,原因是作为富二代的父亲沾染了不少恶习,吃喝嫖赌无一不能,特别是嗜赌。曾祖父在世时他已经欠下了巨额赌债。1922年曾祖父去世,分到老爸父亲名下的财产不久就全部输完,以致不得不靠变卖房产和家具度日。后来通过关系搞到了个税务督征员的差事,负责南通如皋崇明海门启东五县的税务稽收,不幸的是在1930年去海安途中,轮船失火,溺水而亡。时年不足五十。   
    由于家中已被老爸父亲挥霍一空,连丧葬费都没有着落,只好向寺街詹氏借支,这对青年老爸的刺激无疑是深重的。老爸后来为人一生清正,从不沾任何恶习,大概和对父亲为人之不齿有关。由于父亲的荒唐,家境日益没落,老爸只读了半年初中就不得不去南通裕通钱庄做了学徒,从记账,打算盘,辨别银元真伪学起,还跟着师傅下乡催款放账。老爸嗜书,喜欢学习,边做学徒,还边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语文函授班。一年后钱庄倒闭,老爸回到学校读书,常为家中不能按时缴纳学费而苦恼。为了能早日自立,便转到上海,就读上海法学院银行专科。毕业后因找工作不易,曾回南通老家闲居一年。1931年终于谋到大陆银行上海霞飞路(现为淮海中路)办事处练习生的位子。以后又升为助理员,办事员,在大陆银行一干就是17年。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经历了空前的繁荣,银行职员的位子又是个“金饭碗”。老爸住在职工宿舍,三餐都由食铺送来。职业体面,衣食无忧,对于一个刚刚踏进20岁人生历程的年轻人来说,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奢求呢。他的未来似乎已经安排好了: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点一点地升迁,一点一点地重新成为人上人,以洗刷父亲留给他的羞辱和难堪。
    但老爸心中似乎还有着属于他自己的更高追求。


    老爸在少年时就关心国。他喜欢看报,剪贴报纸。我小时侯的一个任务,就是帮他剪报,把好文章贴在过期的杂志上供日后查阅。他曾经一度佩服吴佩孚,认为他是文武全才,特别欣赏他的“三不”主张(不入租借,不要钱,不娶姨太太)。大革命北伐第一次国共内战九一八事变,这些无疑都是他观察和思考国家民族命运的切入点和兴奋点。他读书,读大量的书和杂志:从生活周刊救国时报,从尼赫鲁传西行漫记,从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ABC。其实在那个时候,反对专制,向往自由平等,感受亡国之痛,要求社会改革的世家子弟是很多的。和走投无路,逼上梁山而参加革命的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着重于理论上追求,更有全局的眼光,甚至更激进。如果说,穷人参加革命,大多首先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这些衣食原本无忧的富家子弟向往革命则是为了别人的解放。老爸身边不乏这样的人。顾而已就曾介绍老爸阅读少共真理报,介绍红色苏区的情况,试探过老爸对革命的态度。对老爸政治上有影响的还有他的五叔。   
    五叔为詹氏所生,虽然辈分高于老爸,但年纪比老爸还小一岁。我们喊他五公公。在老祖父去世后,他就负责掌管寺街的经济大权。他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左倾。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正在中国公学读书,参加了平津沪鲁近万大学生赴宁抗日请愿活动,在中央日报馆前的珍珠桥边被国民党军警打伤头部,跃入河中后被人救起,但同时跳水的学生中却有三人不幸遇难,史称“珍珠桥惨案”。五公公被救后,即被送至上海老爸住处,他向老爸痛陈当时之情景,对老爸触动很大。以后五公公被家人逼迫,回通管理财产,闲来无事,居然自学法律后成为律师,挂牌营业。抗战时又活跃于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司法工作,人称“L青天”。抗战胜利后,美国军人在上海大街上公然打死人力车夫臧大咬子,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激起了一场反美浪潮。五公公毅然担任家属的代理律师,为死者讨还公道,一时声名大噪。虽为叔侄,但五叔一直是老爸的精神朋友,只要五叔来访,一包椒盐花生米,可聊通宵。解放后亦是如此。他嗓门大,为人快言快语,他一来,家里就要热闹好多。
    由于九一八事件和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由于为了营救因为抗日宣传而入狱的弟弟以及自己的好友朱今明(后为北影总摄影师,红旗谱的摄影师),老爸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抗日救亡的实际行动中去。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签名活动,参加了“职业界救国会”,经历了和破坏抗日救亡活动的特务份子的对峙,也经历了参加上海各界反日游行,由于法租界巡捕房的突然袭击而被推倒在地的惊险场面。1936年老爸终于从群众活动的参与者成为了组织者,和张承宗(中共党员,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等银行业同仁一起组建了“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合会”(银联)。这是老爸参加有组织的进步活动的开始。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是年冬,老爸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作出了最后抉择,在上海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承宗的弟弟张困斋,他们都是银行界的从业人员。张困斋以后从事党的秘密电台收发报工作,1949年被国民党破获而遇难。张困斋早就是老爸的好友,老爸常和我提起他,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老爸曾在自传里提到,他有过机会较早加入中共,因为来自中共各方面的关系人都对他进行过启发和暗示,他在自传中以此批评自己没有及早加入中共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表现。其实老爸是个沉稳之人,事情没有想好,他不会轻易出许诺;但他又是个忠厚之人,一旦出了许诺他便义无反顾。
    作为上海职业界的中共地下党,老爸的任务是积蓄力量,保持精干,长期隐蔽,以待时机。除了以“银联”这个窗口公开联系群众外,老爸先后担任了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北五行(即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和四行储蓄会)总支委员,中共上海市金融党委委员,中共上海市敌伪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抗战胜利后,老爸经组织同意,通过社会关系进入了上海市银行,任提篮桥办事处的副主任并将其他地下党员陆续介绍到市银工作,建立市银地下党的支部。上海市银行是国民党的官办银行,由于地下党组织的建立,获得了国民党当局经济运作的重要情况,有效地分化了上层,联系了中下层职工,稳定了人心,保护了资产。,为迎接上海解放以及解放后稳定金融市场出了贡献。
    上海解放后,老爸曾任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军代表,参加了上海市银行的接管工作。1955年起任上海市人民银行副行长。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他被抽调至上海钢铁指挥部,负责他完全不熟悉的煤炭调运工作。从1960年起,调到上海市物资局任副局长,党委副书记。最后是从物资局离休的。作为一个党内金融工作者,最后却离开了金融岗位,去从事一个陌生的行业,而且以搞政治运动为主业,对老爸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


    其实廷锦老爸和文华妈妈并不是我的生身父母,而是我的姨父和姨母。我是过继给他们为养子的。
    文华妈妈出生在南通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家中人口多,仅靠外公为电气公司跑街收电费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但外公却是个开明之人,虽然只让我的二舅念到小学毕业,却让两个女儿,文仪和文华读完了南通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见专辑“老妈的回忆”)文华妈妈和文仪妈妈一样,在女师读书时就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痛恨旧制度的黑暗和不仁,对日本侵略中国痛心疾首,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和揭露社会不公的进步活动。当时南通有两个著名进步的剧社,一是民众教育馆下属的“新民剧社,一是由赵丹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以及老爸的六叔(笔名衣衫-1935年和赵丹一起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组织的小小剧社“”。这两个演出团体也常常合作登台。由于大舅的影响,文仪文华妈妈我二舅都是新民剧社的骨干,文华妈妈还和赵丹钱千里等人演出过田汉的“五魁桥和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其时虽然老爸已经在上海大陆银行工作了,但由于是单身,所以节假日仍常回南通省亲。他和赵丹钱千里朱今明顾而已早已是好友,又常看两个剧社的戏,这样一来二去,老爸就认识了文妈妈,并开始了交往和热恋。文华妈妈小老爸8岁,当时思想活跃,追求进步,又长得婷婷玉立;老爸风度翩翩,待人文静,举止得体而有修养,思想也不保守,没有少爷习气,两下当然是一拍即合。于是外公在1936年夏天收到了老爸家送来的订婚聘礼。大户人家送来聘礼,对于外公来讲,无论如何是件大事。上世纪70年代,廷锦老爸和文华妈妈去南通看望他,他还不忘对老爸说:“我们是高攀啊!”文华妈妈事后跟我说:“外公还是老脑筋。”
    1937年,文华妈妈女师毕业,来到上海,正式和老爸结合。订婚虽依旧制,但婚事却是新办。他们没有举办任何仪式,只是在共同的生活日记封面上印上了“不要忘了我俩以外的世界”的警句。他们历来不喜迎合世俗,思想之新潮,就是在今天的中国都还堪称前卫。文华妈妈先是做家庭教师,以后在南洋女中附小谋得了职业,并于1939年7月加入了中共上海小教系统的地下党组织。
    正当老爸沉浸在建立了家庭的喜悦之时,他却遭遇到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不幸。1938年,他被诊断出患了右肾及睾丸结核进行了手术,摘除了右肾,并失去了生育能力。这对老爸和文华妈妈来讲都是巨大的打击,因为他们都喜欢孩子,当然渴望有自己的孩子。直到我为人父后,我才能深切体会到,这个变故,带给新婚后不久的老爸老妈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苦涩。由于要治病,由于生病一时失去了生活来源,只能靠向亲友借贷维持生计,一时生活过得很窘迫。所好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精神上的相互支撑,终于渡过了难关:也因为他们的爱心,生活中不乏天伦之乐。老爸在家中排行老二,他的大哥和大嫂只为个人享乐,毫无家庭责任,把自己两个不到十岁的儿子扔给在南通老家的母亲不管,自己浪迹天涯。1938年,南京失守后,南通形势紧张,老爸是个孝子,不忍老母和两个侄子陷于危难,亲到南通,把三人接到上海同住。在以后的十年里,老爸和文华妈妈将两个侄子(我们称通哥和达哥)视为己出,无微不至,将他们抚养长大,在解放前夕,他们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兄弟俩一直把老爸和老妈当作自己的生身父母,他们的子女对老爸老妈也以爷爷奶奶相称,和他们自己的生父生母倒没有什么联系了。妈妈在回忆解放前带着小哥儿俩在上海生活的细节时,仍充满了甜蜜。
    但我却是在另一种情况下进入他们的生活的。


    由于长期追随李宗仁,生父立言老爸于1952年作为“历史反革命”在广西桂林被逮捕并被判刑。这使得带着我们兄弟仨,还怀着小妹妹的文仪老妈一下子陷入了绝境。我当时还不到三岁,对桂林的往事已毫无记忆,只记得是坐在一辆火车上,人很多,文仪老妈不让我把头伸到窗子外面去。那正是我们去上海投奔文华妈妈和廷锦老爸的路上。知道我们在桂林的变故后,文华妈妈和廷锦老爸就让我们全家到上海谋出路。到了上海,我们一家就住在文华妈妈和廷锦老爸在山阴路留青小筑的寓所里。那时通哥和达哥早已到外地参加工作,家里就剩他们两人。大哥已懂事,见了他们就大哭起来,文仪老妈安慰他说:“莫哭,到了干妈家就好了。”两个哥哥在1946年时曾在上海小住,很讨姨母姨父的喜欢,均以干妈,干爸相称。我什么都不懂,一天到晚都是快快乐乐的。
    不久后的一天,文仪妈妈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喊干爸干妈:爸爸,妈妈,喊我:妈。”我从小就乖,很少违拗大人的意思,有什么事宁可自己琢磨,人又小,称呼很快就这样调过来了。这就是我至今能记起来的,我过继给文华妈妈和廷锦老爸的全部过程。惟一的官方手续大概就是把我的户口报到了他们的名下,因为后来我识字了,看到在户口本上,我的名字上注明的是“继子”。据文华妈妈说,促成这事的是外公,他说,“文华无子,文仪有三个,给一个给文华”。天下也没有这样的巧事,立言老爸和廷锦老爸居然同姓,所以过继后也无需改姓。只是由文华妈妈给我起了大名,久而久之榕宝的小名倒没有人知晓了。文仪老妈讲,我到上海时还留着长长的胎发,小时长得又秀气,别人都以为我是女孩子。文华妈妈和廷锦老爸很疼爱,到上海后每天就让我同睡在他们卧室的沙发上,看来也是命里注定要做他们的儿子。这一年,老爸41岁,文华妈妈33岁。
    1955年,大概是因为廷锦老爸升任上海市人民银行副行长,行里分配了山阴路兴业坊三层的住房给老爸。老爸带着我和文华妈妈去看房子。那是新式里弄房,加上假四楼一共是六间。也许看到过太多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老爸生性是不喜欢占公家便宜的,和老妈一样在这些问题上律己很严。看了房子,觉得太大,太特殊化,于是就找了一个银行干部做邻居,把三楼两间让了出来。那是一对山东南下的小夫妻。不久,老爸还是觉得太特殊,于是又让文仪老妈带着两个哥哥一起来住,把留青小筑的房子退回银行分给其他同事。接着,又把他的姐姐接来一起住。弄到最后,老爸老妈给自己的只有一间卧室兼书房。经过这样的调配,老爸才安下心来。我当然很高兴,不但又可以和两个哥哥住在一起,而且文仪老妈也来到我身边。虽然过继给了姨妈,却还是和自己的亲哥哥和生身母亲共同生活,享受着来自各方面的爱,我想有这种运气的人,应该是不多的。平时文华妈妈和老爸都很忙,家里的事就全交给文仪老妈照料,家里所有的支出,包括大哥二哥日常所需和上学费用,也几乎全是由文妈妈和廷锦老爸负担的。文仪老妈自己也要上班,所以我和两个哥哥都很能干,从小就帮着两位老妈处理家务事。日子过得很安宁,很幸福。
    但我不知道,也许只有我不知道,这种幸福和安宁背后的代价。


    建国初期,人们的思想都比较简单。即使是廷锦老爸和文华老妈这种有了十几年党龄的干部,对于政治斗争的险恶都没有什么经验。他们都是很重亲情的,总觉得在阶级立场之外,总还有一种超越阶级的亲情之爱。所以在听说我们一家的处境后,没有多想,就安排我们到上海来。不过出于组织观念,文华妈妈事先还是向她所在的北四川区委做了请示,并得到了区委书记吴康的同意。所以文华妈妈妈心里很踏实。但情况不久就起了变化,1955年肃反时,文华妈妈就被排除在肃反领导小组之外。到了1959年反右倾时,她被批判为严重右倾,而“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反革命家属,收养反革命子弟”也成了她右倾错误的一个佐证。到了文革前不久,她就被免去了虹口区区委常委的职务,明升暗降,只是担任一个有名无实的副区长了。由于在亲属关系上老爸隔了一层,所以尚未直接受到牵连,但文华老妈在政治上因我们而得祸,对于老爸来讲当然也不好过。只是在我面前,他们从不表露,只是自己把苦果悄悄咽下。我是他们之所爱,又给他们带来了这样大的麻烦,这对于老爸老妈来讲,必定是一件内心十分纠结的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自然对于我们一家是怎么来的,我的“姨父”是什么人发生了疑问,但家里人每涉及到这个话题便语焉不详。文华妈妈当然更是执意不想让我知道立言老爸的事。不想让我知道,一是出于母子感情,二来也是对我的保护。因为不知道,就可以避免许多人为的麻烦,也可以省去许多精神的折磨。1965年我16岁,参加了招收飞行员的体检,我身体素质不错,一路过关斩将,已经到了要住院检查的阶段。我天天怀着一份对未来的憧憬和自豪等待着下文,但结果是没有下文。以后我才知道,当得知我有可能被招收为飞行员后,文妈妈很是焦虑。她知道我不可能过政审这一关,更不希望“挖出萝卜带出泥”而向我“摊牌”。于是她不得已去找区人武部,要求把我的名字拿下。我自然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文革中批判她“破坏兵役制,阻碍儿子当兵”时,我才恍然大悟。
    但“摊牌”的时候还是到了。
    1966文革爆发,文华妈妈和廷锦老爸“包庇反革命家属,收养反革命儿子”的事自然成了他们被攻击的第一根软肋。不久物资局内部和区委机关就贴满了老爸老妈的大字报。复兴中学就在虹口区,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学校。妈妈怕我没有思想准备,不得已在一个深夜,向我和盘托出了我的身世,当然重点是立言老爸的情况,因为这是问题的关键。于是我在一夜间变成了“狗崽子”。为了减轻老爸老妈的压力,我搬到了学校去住,好在当时是搞运动,学生都纷纷成立了战斗队,你占一间教师,我占一间办公室当总部,睡觉写大字报都在一个房间里里。我把课桌一拼,就成了床,学校有食堂,吃饭也不成问题。晚上夜深人静时,我就回家看看,拿点换洗衣物。家里的气氛很凄惨。文仪老妈也已经被迫搬了家,姑妈也已经搬到北京和女儿同住,楼下住进了陌生人。老爸当时只有55岁,但头发已经花白了,一根接一个根地抽着香烟,痛苦地写着检查交代,房间里烟雾腾腾的。我们讨论着文革的前景,交换着各种小道消息。他们的精神寄托就是毛的那句话——“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但党和“群众”并不相信他们。1966年11月5日,家里第一次被虹口区和物资局的造反派联合抄了家,大字报贴满了楼道和书房兼卧室,里弄的墙上也刷满了大标语。接着就是对他们无穷无尽的批判斗争。戴高帽游街喷气式挂黑牌被殴打,凡是“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褒奖的方式都尝到了。造反派甚至在批斗文华妈妈时把文仪妈妈押来陪斗,文华妈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趁造反派不注意时轻轻对文仪妈妈说:不要去死!。她担心文仪妈妈扛不住。文仪老妈倒是扛下来了,但廷锦老爸的弟弟却没有扛下来。1968年,他被虹口区和物资局的造反派从南通押到上海关押数月,要他交代老妈老爸的反革命罪行,并被刑讯逼供,致使他在解送回南通后,自缢于南通博物馆的隔离室里。
    1967年底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气氛越来越紧张。有一天,大哥突然来到我的学校,带来了我的衣物,让我不要再回家了,说兴业坊的家已经封了,老爸老妈下落不明。这一下,我真的是无家可归了。


    以后我才知道,老爸是1967年11月15日被正式隔离审查的,接着物资局革委会和虹口区机关造反组织持上海市公安局搜查证去兴业坊家中进行搜查,拿走了大量所谓“罪证和全部银行存款。不久,文华妈妈也被隔离审查。老爸起先被关在煤场,后来关到生资公司的仓库里受尽了折磨。他腿脚不便,又只有一个腰子,真不知他是如何挺过来的。据物资局提供的资料,他在隔离审查期间,共写了3581页的交待材料,估计有120万字。他在当时被批判的反动日记这样写道:隔离以后,所写交代材料已近十万字,总是说没有抓住要害,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又奈何?。我至今仍保存着他当时一些所谓交代材料的底稿,作为纪念,也作为警示:动物是不会把同类逼疯的,但人类却可以。
    父母被关押,我的生计也就成了问题,幸好二哥已经工作,虽然工资不多,人又在山西太原,但总是按时给我寄来生活费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1969年1月10日我离开上海到安徽淮北蒙城插队落户没有家人送我。廷锦老爸和文华老妈不知被关押在何处;文仪老妈因为“反革命家属”的身份,只能和我一起吃了告别晚饭,但不便出面;二哥在山西,大哥已被发配到了湖南城陵矶港。就连我要在出发前几天上台代表大家表决心,也因为文华妈妈的原因被换了人。在锣鼓喧天之中,我的心实在很凄凉。
    以后的事只能是长话短说,我再次见到爸爸妈妈,已是1970年初我回上海时。这次回上海是参加蒙城县上海知青回沪宣讲团来上海作报告的,事先并没有想到会见到爸爸妈妈,所以一开始,还是和宣讲团一起住在一个小客栈里。不久得到消息,妈妈已经回到兴业坊,房子已经启封了。于是急急忙忙往家赶,见到妈妈时,她正在楼下厨房里。她刚刚被解除隔离,从长兴岛上的虹口区五七干校回沪休假,过几天还要回去。两年多不见,她黑瘦得我都认不出来,但精神还不错,看不出是经历了大灾大难的样子。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天无绝人之路!”。他还告诉我一个喜讯,老爸也被解除隔离,过两天要从奉贤工交五七干校回来休假,妈妈这次回来,就是来做准备的。不久老爸也回到家中,沉寂了两年多的房子里又有了些许生气。不久我又要回农村,爸爸妈妈虽然一直在拿每个月15元的生活费,但居然还省下了一些钱,让我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带走。以后我们三人是聚少离多,分别在安徽,长兴岛和奉贤县农村战天斗地。我最盼望的就是能收到他们的信,能知道他们的情况。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973年10月,我从农村回上海读大学。
    从1970年开始,他们虽然被解除了隔离,虽然有了某种意义上的人生自由,但实际上仍旧是另类,仍旧是一边务农劳动,一边等待宣判的囚徒。对他们的处理意见几上几下,反复多次,拖了很长时间。直到1972年9月,老妈才被最后确定获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而在1973年7月,老爸却莫名其妙地由最初的“不予处分”而升级到“被”留党察看一年。不乏黑色幽默的是,老妈老爸部分因为我而被党惩治时,我已在农村入党将近一年了。
    作为“戴罪”之身,老妈在干校“重新革命”,从炊事班长干起,逐步升到后勤的当家人,并在干校整整劳动了7年后,于1975年从干校退休。老爸因年老体衰,于1974年从干校调到上无七厂后勤部门的基建组工作。他不懂基建,也从未在仪表系统工作过,实际上是无公可办。但每天要去闲坐,好在厂子离家近,不要挤车上班,基建组的同事对这个“大菩萨也很照顾,只是老爸内心的痛苦是这些同事所无法排解的。如果不是1976毛泽东的去世,如果不是在那一年戏剧性地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如果不是拨乱反正的政策的执行,那么,这一对有着将近40年党龄,从来对党忠心耿耿,从来清廉做人,从来对人怀着一份爱心的老共产党员,将无可避免地草草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但老爸老妈还是幸运的,他们毕竟熬到了“四人帮”的垮台,熬到了中共痛定思痛,果断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熬到了拨乱反正,也熬到了改革开放。
    “四人帮”粉碎后,老爸和老妈的错案得到平反,文华老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她在主持组织部工作时,倾注全力,平凡冤假错案,由于她从解放后就一直在虹口区工作,情况熟悉,记忆力又好,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因而使很多人在政治上重新获得新生。从1978年重新复出工作到1985年12月从区委顾问位置上离休,这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7年,是老妈政治生活中最为光彩,也最为心情舒畅的7年。相比之下,老爸则低调一些。他虽然从1978年起担任物资局的顾问,但毕竟已经12年没有工作了,最好的时间已经消耗在这场动乱之中。他虽然熟悉金融行业,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他本来是可以做些有益的工作的,但他却因为过早地离开了金融系统而有力无处使。老爸最后的余热是献给了参与组织编写上海金融系统地下党党史的工作,我感受到他对这份事业的极大热情,重新和他过去银行的老同事坐在一起,回忆往事,他一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重新和那些已经逝去的战友在字里行间深情对话,他一定享受到了心灵上的籍慰。


    老爸慢慢老了,我也慢慢告别青年时代,走进中年。他有了时间,我也不再幼稚,我们之间谈得很多,历史政治时事家世,他的老同事老战友。我们之间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作为“新生代”,我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又是处在那样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我们之间有过争论。他觉得党的传统是好的,主要的问题是传统受到了破坏;而我则更喜欢从体制和制度上展开,有时得理不让人,有时也有点强词夺理,弄得他很不高兴。现在想起来很后悔。
    后来我成了家,有了女儿蒙蒙。也许是隔代亲,也许老爸离休后永远告别了公务,有了一份难得的闲情,也许祖孙之间没有表达爱的心理障碍,孙女和老爸感情很好。老爸的床在我们家里是最神圣的,谁都不敢坐上去,唯有蒙蒙可以在爷爷的床上蹦跳;老爸午睡时,蒙蒙就拿个小凳子,坐在爷爷床边,给他打扇子。老爸去公园,总是带着蒙蒙。看到老爸享受着这份天伦之乐,我心里十分欣慰。不久我面临抉择。1988年,我决定去德国发展,这一年老爸77岁。离家的时候我心情很沉重,我想,老爸当时的心里也一定是空荡荡的。直到现在,每次读到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想到老爸当时默默地看着我为出国打包,看到东西实太多,从身上掏出一张100元的纸币,说“去买个箱子吧,我送你的”,我的鼻子还会发酸。
    到了德国以后,那时没有电话卡,也没有Skype,电话一分钟是3马克,我们之间的联系主要靠书信。老妈来信谈家事,密密麻麻,几乎记载了每天家里发生的事,老爸谈的主要是离休干部的活动,党史编辑的进展和哪位老朋友来访。回信时我们总让蒙蒙用中文给爷爷奶奶写几句,也许这是告慰老人的最好办法。
    1992年秋季的一天,老爸从虹口公园回家,在路上突然摔倒。以后住院检查了两个月,不得要领。出院后却发现走路异常,迈不开步子,只能走碎步以为是腿部肌肉萎缩所致。及至第二年春又因高烧住院,才查出是脑梗塞。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不见好转,却在6月中旬并发肺炎,高烧不退,这本不是要命的问题,但医生掉以轻心,抢救很不及时,致使老爸心力衰竭而去世。老爸去世前几天留给老妈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你”。老爸住院期间,我很想带蒙蒙回一次上海,但被一些事耽搁了。及至1994年2月,出国后第一次回沪时,和老爸已是阴阳两界,只能空对骨灰盒无言垂泪。
    老爸葬在福寿园。墓地是文华老妈1998年去世后我为他们选的。我原来并不知道这一处墓园,还是李白烈士的儿子李恒胜向我推荐的,他当时是虹口区民政局长,情况比较熟悉。我很感谢他向我推荐了这处墓园,我甚至感到冥冥之中,是一个神秘的力量让他向我推荐的。因为就在老爸入葬以后,老爸不少过去地下党的老同事,老战友都先后葬到了这里,离他不远,就是张承宗的。最不可思议的是,有一次我为老爸扫完了墓,突然发现左侧又添了一个新墓,走近一看,却是老爸关系很密切的地下党时期的老同事应叔叔的,他的儿子是我的中学同学,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老爸在世时,因为住得近,应叔叔几乎每个月都要来看看老爸。老爸去世后,我回沪时还去看过应叔叔。没有想到我和应家儿女居然不约而同地为各自的父亲选定了比邻的墓地。
    我不喜欢在清明节的时候去扫墓,我不喜欢那种纷乱嘈杂的场面。墓园应该是安静的安详的沉静的神圣的。我喜欢在人最少的时候到福寿园去,和老爸老妈谈谈我们的变化,家里的事情,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老爸喜欢听我说事,每次听我叙述什么,他都听得很投入。分别22年了,我有太多的事要告诉他,他一定会感兴趣。我总觉得他在对我说,“坐下谈谈,有什么新鲜事?”
    在墓地,我惟一的愿望就是,这个世界,应该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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