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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点赞] 164、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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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7 05:26: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叶辛(推荐/熊蓓蓓)

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下)

叶辛(推荐/熊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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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城的势头引发雪崩

    但是,就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进行期间,由于农闲季节的到来,各地的知青已经等不及了,他们的思想更为波动、不安和激愤。
    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考虑着回城、期待着回城。准备办理病退、困退的知青回到了城里,积极地四处活动;心里巴望回城的知青也回到了城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回城的理由和门路;嘴上不说回城的知青也借着探亲和过春节的理由回到了城里,至少也想听听风声,“轧轧苗头”,盼望着最好能给个明确的说法。随着255万知青成功地将户口办回城市,随着近一年多来报纸上不断地报道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息,随着到处都在为“文革”中的冤魂昭雪开追悼会,特别是自1978年5月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以来,身心敏感的广大知青,也以自己这些年或长或短的亲身体验,检验着上山下乡这一运动,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确实也是,这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广大知青的回城要求提供了理论准备。
    回城,回城,到了这个时候,似乎回城成了所有知青共同的心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听不进任何大话、套话和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他们已经听不进任何让他们耐心地继续呆在农村的劝告,谁要以任何理由好心劝劝他们,他们一句话就把这些好心劝告的人顶了回去:“你讲下乡好,你去啊!这么好的事情,我已经去了十年,也该轮到你去了。”往往把劝告的人呛得哑口无言。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不但牢骚满腹、情绪激烈,而且已经不愿意被动地等待下去。他们等不及了,为了共同的命运,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自发的甚至是大胆的大规模的行动。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爆发了今天人们普遍都知道的“云南知青抬尸游行、集体下跪”、“新疆阿克苏知青绝食罢工、上访请愿”等事件。
    事情起源于一个叫徐玲的上海女知青,因为在橄榄坝农场场部医院生产时,由于明显的医疗事故,导致难产母子双双死亡,知青们闻讯纷纷赶来,几十辆手扶、铁牛55、丰收35拖拉机开到了医院门口,停靠在那里,继而引发了令人震惊的抬尸游行。事态迅速漫延扩大,一场罢工、绝食、请愿、上访的风潮就此形成。那个年头,我作为一个知青作家已经为人所知,事态平息以后,参与大返城行动的好几个知青,都给我写信详尽地描绘了他们在那一个冬春所经历的日日夜夜。有的信写得特别详细,差不多有二十多页。
    又过了多少年之后,很多文章里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件事。其中最为详细的,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春无悔》中“我们要回家”的纪实,和四川成都市的作家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他们详尽的文字将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整个过程,告白于世人。
    受云南知青影响,新疆阿克苏的上海知青也在垦区14团开始酝酿采取行动,同样的请愿、同样的绝食、同样的罢工、同样的在上访中倾诉、同样的露宿街头——但新疆知青经历的回城之路更为漫长、更为艰辛,很多人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已解决。到了现在,事隔二三十年,人们普遍认为,面对的几乎是同样的知青闹返城,但云南和新疆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措施,故而造成了两种解决的结果。
    二十多年之后,亲身参与处理这两个事件的高层领导赵凡和刘济民,也都写了书来回忆云南和阿克苏知青返城的整个过程。赵凡的书名《忆征程》(参见赵凡《忆征程》,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刘济民的书叫《秋韵集》(参见刘济民《秋韵集》,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版。)。在他们的书中,都写到了知青们为争取回城而向他们集体下跪、令他们震惊不已、终身难忘的镜头和事实。
    在那个年头,全国每一个省都有上山下乡的知青,每个省的知青都巴望着早日回城,每一个知青都有着强烈的回家的愿望。那么,为什么恰恰是每月发一点工资的云南和新疆的团场知青引发了风潮,而仅靠挣工分度日、生活更加穷困不堪、难以为继的插队落户知青却没有闹事呢?
    上个世纪的90年代,因为要把长篇小说《孽债》改编为电视剧本,我再一次踏上了西双版纳的土地,走遍了西双版纳的山山水水,车到之处,州里面陪我下乡的老知青情不自禁地会告诉我,你看,那是水利4团,过去一点就是水利3团,原来知青们集聚的1师1团到20团,全都铺展在景洪、勐腊、勐海三个县的范围内,十分密集,知青们一有什么动作,消息风一般传遍了农场大地,比广播还要快。
    2005年的盛夏时节,我应阿克苏旅游局的邀请,一个县一个县的考察阿克苏的旅游资源,一路之上,陪同的同志指着大片大片的棉田告诉我,你看,这都是当年的知青们垦植的,这里是7团,那里是12团,刚才开过去的是6团,从1团到16团,16个团场全都分布在塔河两岸。我猛地一下子醒悟过来,这种特定时期准军事性质的屯垦方式和密集的安置,连队接着连队,团场挨着团场,使得几万知青高度地集中在一块儿,他们往来方便,接触频繁,交流信息极为便利,为知青们的聚集、商量事情、制造舆论并形成共识,创造了别处不能替代的条件。特别是连队、分场、农场、农场局这样一种准军事性质的组织结构本身,同样也形成了回城风潮中有效的组织体系。
    不但远在云南和新疆的知青在闹事,同一时期,上海街头的回沪知青们也趁元旦、春节两节探亲之机,在市革委门前静坐、集会、要求接见,解决知青回沪问题。事态愈演愈烈,发展到1979年的2月5日,终于在上海火车站共和新路道口,发生了拦截火车的卧轨事件,无数的围观者又将沪宁、沪杭铁路的咽喉要道堵塞了十多个小时。那个年头虽还没全面的开放,但是被堵的列车上都有外宾,故而这一事件当时就在国内外造成了影响。
    同样,南京市委门前,苏北的知青在要求回城。杭州市委大院里,也聚集了成群结队要求回城的知青。江西南昌铁路局职工子女中的知青们,在局机关上访,要求回城。重庆知青围住了劳动局的干部。天津知青……哈尔滨知青……(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9页)全国很多地方都在请愿、静坐、游行、集会。回城的势头形成了雪崩,问题都暴露到表面来了。

四、落幕

    值得庆幸的是,也更为主要的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实事求是的好传统又回来了,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开始正视知青问题,切实解决知青问题。
    1979年,还留在农村的600多万知青中的395万人,通过招工、招生、病退等多种途径,回到了城市。国家计委已经列进国家预算的80万知青的上山下乡计划,经过费劲地动员,只有上海、宁夏、西藏三地的24万多人下去。到了年底,在乡的知青尚有247万人,其中插队知青是近76万人(顾洪章、马可森:《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第181页)。也是到这一年,知青中的冤假错案,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其中最有名的案件,就是:
    因写了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而入狱的张扬。
    写了在知青中传唱一时的《南京知青之歌》而被判10年的任毅。
    步入晚年的张扬现在是湖南省的专业作家;而任毅则在经商做外贸,他曾详尽地向我叙述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中的点点细节。
    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对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组织和动员上山下乡。1981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劳动总局和国务院知青办合署办公,具体为国务院知青办、农副业办公室和劳动司就业处合并,成立就业司,把知青工作的遗留问题和善后事宜统管起来。国务院知青办的牌子对外保留。各省市及各级知青办也随即撤并。
    至此,曾经轰轰烈烈1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前后27年之久的知青问题,终于宣告了它的收场。从那以后,有关知青的遗留问题,统一由劳动部门本着负责到底的精神,逐步地给以解决。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还想补充三个“最后”的事实,来把和中国知青有关的情况,说得更完整一些。
    其一,谓之最后的风光。1979年8月17日至29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21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知青先进代表座谈会,一共有34名先进知青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中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23岁,其中28人下乡的时间在10年以上。这些代表当中有文革之前就名声响亮的知青,也有文革当中涌现的知青先进,当然不乏扎根典型和后起之秀。26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召开这次会议是要通过宣传报道,发挥这些先进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青年志在四方、献身四化。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编写的《真实的故事》一书,86名先进知青中,把这34名知青的事迹大都编选了进去。可说是一本全国性的知青群英谱。现在回过头去看,树立这些典型,还是着眼于政治上的正面宣传,不得已地掩盖种种不安定的因素,争取逐步地解决知青问题的时间。其实,上山下乡知青中的典型和名人,远远不止这86名,正如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大浪淘沙,泥沙俱下,总有一些人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知青中一些人曾被捧得很高很高,也曾经爬到相当高的位置,自然到了跌下来的时候,也就摔得很惨。好在随着这一运动的落幕,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
    其二,谓之最后一起返城事件。1985年4月22日到29日,在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在北京市委门前静坐了8天,还拉出了“小平同志救救我们”的标语。此时,恰逢胡耀邦在澳大利亚访问,记者招待会上,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举着附有山西知青在北京市府前静坐照片的报纸问:“你们中国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吗?”这次事件不但上了报纸,还上了广播,受到中外记者的关注。原来这是1964年、1965年到山西插队的老知青和文革当中的京津知青采取的行动,他们大多集中在忻州、原平、定襄三个县市插队,后来也分别在当地得到安置。但是,安置就业后的知青们,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婚姻、工作等等方面都不如意,遇到很多实际困难(参见李建中《回眸·思考·述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
    这些人本来来自北京、天津,现在又和这两个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比已经回到京津伙伴的情况,他们普遍地感觉不公、不平,于是就采取了行动。这一行动同样延续了近三年时间,才在1987年年底,留在山西的一万余名北京知青得已大部份回归。可以说,这是有报道的最后一次返城事件。
    其三,最后一个惠及知青的政策。那就是知青插队落户计算工龄问题。前面我已提到,早在返城之初,江西的农场知青提出他们在农场的劳动时间,应该计算为工龄,并被省劳动局批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初,国家开始调整工资,要计算工龄。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于是下农村插队知青的工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知青们碰到了就在一起议论纷纷,1982年7月,北京市新技术研究所等53个单位的92名原插队知青,最先上书国务院知青办,要求把插队落户时间计算为工龄,以便赶上国家难得一次的调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第209页)。
    1982年10月7日,湖南株洲湘江机器厂办公室秘书萧芸,也根据周围知青们的意见,给各级领导写了一封信,反映知青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特长,呼吁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应解决工龄问题(参见《改变知青工龄政策的一封信》《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同时,各地知青都有此反映,并通过多种形式反映给有关部门。
    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深入调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终于在1985年6月28日,由劳动人事部正式发文,解决了“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青的工龄计算问题。
    我认为,这一惠及每个上山下乡知青的政策,应该被历史记录在案。我曾经遇到许多老知青,他们只知道插队落户可以算工龄,但是很多人都讲不清这一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的,怎么解决的。故而我将这一情况补充在此。
    被称为震撼20世纪,涉及1800万青年,牵动10亿人的心,长达27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曲曲折折的过程中,终于落幕了。
    在它落幕的过程中,没有掌声,没有闪光灯和鲜花,也没有欢呼,有的只是一代人付出的代价和他们的颓丧、迷惑和无尽的回忆。千百万知青把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汗水和眼泪、欢乐和痛苦、理想和无奈献给了这场运动。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难以想像的磨难,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惨痛的心灵创伤。
    好在,它已经成为了历史。
    就让它永远地成为历史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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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1 07:04:4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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