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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浓于水] 157、真实版“小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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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7 05:01: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杨立亚

真实版“小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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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

杨立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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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非常感人的报道。杨立亚先生亲自做了跟踪采访报道。原报道如下:
    1969年,16岁的上海知青刘行军去北大荒插队,与当地女孩二丫相爱。几年后,刘行军回上海读大学,临行前向二丫承诺.毕业后与她成婚。二丫苦等3年,等到的却是一封分手信。二丫放不下心中的这份感情,没再谈恋爱。18年后,刘行军惊闻二丫仍然单身,并且身患重病,他毅然重返北大荒,将二丫背到上海治病、成婚。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做手术切掉了左肺;2004年,刘行军又因肝癌需要做肝脏整体移植手术……

    刘行军:
    18年后,我又回到了北大荒。二丫的妈妈颤巍巍地站在屋中间迎候我,只说了一句“孩子,你回来了”,就把我拥入怀中。我善良温厚的北大荒妈妈啊,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责怪的话。小弟愤怒地把头扭到一边,拒绝跟我打招呼,这个憨直的汉子,忘不了我害得他的姐姐差点丧命。二丫的舅舅只说了一句:“18年了!”不胜感慨。
    二丫还没起床,听说我来了,立时抖成一团,抖得一件棉袄穿了好半天,才勉强穿到身上。她迟迟不敢出来,她没有勇气出来,怕自己失态控制不住。
    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二丫终于从房间里出来了。这时大队书记听说我来了,也过来看我。屋子里坐满了人。
    二丫的头始终低着,声音喑哑:“你来了……”
    这就是我的二丫吗?她脸色苍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瘦削、虚弱得好像随时都会摔倒。“来了。”我的喉头有点哽咽,好似有一把利剑在搅动着心脏。二丫的衰弱病态让我的心中充满了内疚。说完这一句,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小屋。
    吃过早饭,一屋子人悄然散去,二丫的妈妈也没了踪影。我来到二丫的小屋,对坐在炕边的她说:“你怎么这么傻啊。真想不到你会这么傻!”我把她揽进怀里,两人放声大哭,诉说着离别后的这l8年,边说边哭。二丫l8年的委屈和悲伤化做泪水的长河,不停地流啊流。我俩一直说到日上三竿,又说到日落西山。
    我说:“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这一次你得跟我走。”怀里的她瘦成了一把骨头,不把她带走,做最好的治疗,我担心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二丫哭了:“不了。见到你,我就没什么遗憾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可能跟你走了,我走不动了。”
    “我背你。背也要把你背回上海。后半生,我们再也不分开。”我坚定地说。
    第三天早晨4点多钟,我带着二丫离开了合心屯。二丫的身体太差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让她的呼吸声粗得像拉风箱。她1.65米的身高,体重却只有38公斤,眼见油尽灯干了。我都担心她撑不到上海。
    火车上,我们俩舍不得合眼,不停地说着话,实在困了才打个盹儿。
    二丫说:“到了上海,我怕我不习惯呢。”
    “怕啥?有我呢。”
    “我不懂上海话,唧唧哝哝的,一句也听不懂。”
    “我教你,一句一句地教,总能学会的。”
    “我想家怎么办?从来没离家这么远。”
    “想家了咱们就回去。一年回一次北大荒,总行了吧?”
    二丫的眼珠转了转问:“你一个人住吗?”我说:“是的。”单位给我分了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很少住,平时都住在单位值班室。这18年,除了跟前妻结婚的3年,我过的基本是集体生活。
    “房子还没装修,随便你怎么弄吧。”是的,我们的家,连同我的人,都交给她了。
    我凝视着眼前这个女人,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在忍受了l8年分离的痛苦之后,我们终于团聚了。
    我俯下身,在她的耳边轻声说:“我将从17岁开始补偿你。”
    但造化弄人,厄运对我们的考验一直没有停止。继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手术切掉了左肺后,2004年2月,我又出现了腹痛、乏力、食欲不振、皮肤瘙痒等症状。上海一家医院诊断为甲肝。在住院治疗的43天里,我的体重急剧减了l0几公斤。病情不断恶化,高烧不退,还出现了肝腹水。4月9日,已为我妻的二丫见情势不妙,把我转到上海中山医院,经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二丫被医生叫去办公室,回来时两眼通红。
    她强作笑颜:“肝炎,有点儿肝腹水,得住院治疗,没啥大事。”
    她的目光躲闪着。在她11岁时,我们就认识了,我熟悉她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她的故作轻松,对紧张和悲伤的掩饰是瞒不过我的。
    病房里有4张床,其他3张床住的都是肝癌患者!突然的醒悟,好似呼啸而来的铁锤砸在我的胸口。我知道肝癌是死亡率极高的一种疾病,那么我还有多长时间?我才51岁,死亡就这么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悄然而至?
    病情来势汹汹,我极度虚弱,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连日忙于护理又陷于焦虑之中的二丫终于撑不住了,坐着小板凳,趴在床边打起了瞌睡,手却紧握着我的手。深夜,微弱的光线透过玻璃窗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角依稀有泪。我想给她拭泪,却虚弱得抬不起手。10年前,我将这个女人背到上海,向她发誓:“我背弃你、伤害你18年,我要从17岁开始补偿你,让你幸福……”
    她刚刚幸福了10年,难道我要再次背弃自己的誓言弃她而去……

    二丫:
    2004年4月9日,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你的丈夫是肝癌晚期,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仿佛大地在脚下裂开,我坠向无底的深渊,空白、绝望、恐惧像拍天的巨浪一样涌来,仿佛要把我拍烂扯碎。在我的生命中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那是1980年,我接到他的分手信时。微笑的生活突然面目狰狞地挥起大棒,砸在我的头上,我的爱情、幸福和未来都碎了。
    第二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告诉我,他的肝功能已衰竭,随时会出现肝昏迷和吐血的现象。医生还说,必须马上做整体肝脏移植手术,不过风险大,费用很高,至少要35万元。
    我们仅有一万元的存款。10年前,刘行军把我从北大荒背到上海后,我一直在养病,没有工作。刘行军的收入也不多,仅够维持我们的生活。l996年,我又做了一次手术,花去了四五万元。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单位分的30多平方米的住房,那是一房一厅,老式结构,厅是晒不到阳光的。当时上海的房价还没太涨,卖不了几个钱。
        死神扇动着黑色的羽翼,要把他从我的身边夺走。我要是能凑到35万元,或许能从死神手里夺回他。可是,我上哪儿去筹这笔巨款呢?
    我守在他的身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死神随时随地会把他带走,可是我不甘,不甘我们就这样被命运再次分开……
    刘行军很快就出现了间歇性肝昏迷。医生告诉我,肝昏迷是肝癌患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必须马上进行手术。马上凑齐35万元医疗费,才能救他的命!
    我哭了,除了哭,我还能怎样?
    傍晚,他再一次陷入昏迷。我肝肠寸断地把他的头抱进怀里:“哥,你醒醒,跟我回北大荒吧。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向日葵,你说过,金灿灿的向日葵是世界上最美的花。”不,我决不轻易将我的丈夫交给死神,决不!就像当年我死死抱定爱情,决不肯放弃一样。刘行军总说我:
    “你这个女人啊,又傻又犟。”
    可是,怎样才能凑到这35万元的救命钱?
    我急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乱转,在家里四处乱翻,哪怕一分一角都不放过。也想过向亲戚求助,可刘行军的父亲1984年患肺癌病故。他们家兄弟7个,生活都不宽裕。我的父亲也去世了。2000年,刘行军将我母亲和我的小弟一家接到上海,母亲在小区看车棚,弟弟做保安,弟媳在饭店洗碗,他们将积攒下的1000多元钱,一分不少地都给了我。
    最后我在家里翻出了刘行军的电话本,逐一打电话求救:“求求你,救救我们……”
    2004年4月14日,医院专家组决定,派人紧急寻找匹配的肝源,在此之前,先给刘行军换上人工肝脏,以血液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
    手术定于2004年4月15日。上午9时,医生让我在术前风险告知书上签字,我的手抖得不行。当时肝脏整体移植手术在我国刚刚起步,手术风险极大,很多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我签完字,想到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9时30分,刘行军在要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拉住我的手:“对不起,丫妹,这些年难为你了。如果我出不来,你一定得挺住。”我俯下身,在他的耳边轻声说:“记住,你得活着回来。我等着你。你知道我傻,一根筋,认定的东西死也不放开。你不回来,我也就没命了。”说着,我的泪珠滴到了他的脸上。他抬手轻抚了一下我的头发:“傻丫头,我不会再坑你一次!”
    他被推进了手术室,我站在门外,双手合十向上天祈祷,保佑我的丈夫平安出来。我在这里等着,哪怕是地老天荒我也等……上苍也许听到了二丫的祷告,也许是因为目睹了我们18年的离别及团聚后的种种苦难,终于动了慈悲之心。

    刘行军:
    2004年4月15目下午3点多,当手术进行了一半、坏死的肝脏被摘除时,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匹配的肝源提前空运到了上海!医生马上放弃了植入人工肝脏的计划,新的肝脏被移入……肝脏移植手术进行了6个多小时,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医生笑着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坏死的肝脏被摘除了,新的肝脏已经开始在我体内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逃出了死神的魔掌,接下来的几天,是极其危险的排异期。
    我用目光寻找着,看到了站在重症监护室玻璃墙外的二丫,她含泪带笑地望着我,向我摆手。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在说:“哥,你得坚强,你得活着走出来。”我示意她去休息,别在那里傻站着。她是只有半边肺的人,我担心她的身体撑不住。二丫摇头,倔强地站在外面,从手术开始,她就寸步不离地守着,生怕一不小心,死神就会带走我。
    我知道二丫心中的恐惧。1996年,二丫被推进手术室时,我的心里也曾这么恐惧过。我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的愚蠢,我们曾失去了宝贵的18年。

    作者手记:
    2009年l0月,我到上海重访刘行军和二丫这对多灾多难的夫妻。刘行军换肝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重返上海少年劳教所上班,但手术欠下的巨款还没有还清。
    坐在他们简陋的“蜗居”里,我问二丫:“如果人生能够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刘行军吗?”
    “会的。”没有半点迟疑,二丫平静的回答中有不容置疑的坚决。
    突然,他们养的鹩哥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叫声:“丫妹啊!”那声音酷似刘行军,在声声呼唤自己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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