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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知] 130、枉判命案,谁与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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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4 08:05: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叶鹰

枉判命案,谁与昭雪

――对上海“两梅杀人案”的剖析

叶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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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海律师》封面人物郑传本


    按语:国庆节前夕,网站连续刊载了《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祁彪于2015年写就的《“两梅案”申诉马拉松》四篇专题报道,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现再刊载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当记者的叶鹰于更早的时间,即2001年时采写的上述稿件,可惜在12年后发布时,本案当初的师郑传本老先生已于2009年辞世。
    问题正如葛剑雄所说的,“上海的‘两梅案’全国多家媒体都有报道,有的报道非常具体,法院检察院方面,为什么不能够给公众、给媒体一个回应呢?如果媒体的报道是失实的,那么法院应该用适当的方式,让公众知道真相,这样才能够维护自己公正的声誉,不能不声不响的。甚至说如果媒体故意炒作,或者影响了法律的尊严,那么应该起诉,不能容许这种现象发生。如果媒体报道的是事实,那么也应该说话,应该回应。长期不回应,用什么维护司法尊严?”
    期待相关部门尽快给公众一个回应。


引子

    一位50年代就从事政法工作的老共产党员、国家一级律师,愤然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送达回证”上写道:“枉判‘两梅’杀人,是控、辩、审的耻辱,有过错者和决策人至少会受到理智的谴责”,并郑重签名盖章:郑传本。
    我们深深地为老律师的这种仗义言的勇气与胆魄而佩服,但同时也为他的笔下留情所遗憾。假若真是“枉判命案”,难道一声谴责就够了吗?倘若如此,法律的尊严,世间的正义有什么神圣的。既然命案都可枉判,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枉法呢?悲哉!悲哉!

关于“两梅杀人案”

    这是一起发生在1995年7月6日的伤害案,被害人顾敏黎39岁,当天早上8时许在家被人杀成重伤。上午10时许,丈夫梅吉祥(本案称为大梅)因患眼病请假回家休息,发现了躺在血泊中的妻子,立即拨打120呼救并同时通知其孪生胞弟梅吉扬(本案称为小梅)赶往医院。妻子获救了,但4个半月后自己连同胞弟却被公安机关以“预谋杀人罪”逮捕。1996年2月1日检察院以相同的罪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同月15日被告的母亲凌爱玉(时年66岁)满怀悲情跪在郑传本律师的病床前,委托其为她的儿子出庭辩护。1996年12月16日两名被告的4位辩护律师满怀必胜的信心走上了一审法庭,为两名被告作无罪辩护,经过六天半不公开的审理,一审法院以“预谋故意杀人罪”判处梅吉祥死缓,判处梅吉扬有期徒刑12年。法官宣判时,两被告当庭呼冤并提请上诉。1997年5月6日即二审开庭前,律师致函高院刑庭,强烈要求公开审判,传唤重要证人到庭质证,但未被法院采纳。二审经过一天半的不公开审理后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被告再次呼冤并提出申诉,同时沪上五名律师也联名为其提出申诉。他们是:
    王文正:原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上海律师协会会长
    朱洪超: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上海律师协会副会长(现会长)
    郑传本:上海著名律师,国家一级律师
    翟建:1996年“全国十大刑辩律师”称号获得者,一级律师
    王湘堡:特邀律师,原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谁知申诉依然被驳回。这就是轰动上海,倍受公众及舆论关注的“两梅杀人案”。
    翻开长达数十万字的厚厚的案卷,透过错综复杂,疑窦丛生的各种材料分析、比较、推断,我们发觉这起貌似简单的杀人案背后,其实案中有案,蹊跷中透着诡异,表象后面有隐情。然而更令我们惊奇的是,有关的办案人员却神奇地轻松地了结了此案,个中的原由到底为什么?

一份读不懂的起诉书

    众所周知,刑事案件的起诉书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人对刑案主体――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工具、犯罪过程及犯罪结果所作的详细准确陈述的法律文书,应该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事实清楚,论据有理,经得起历史和事实的检验,经得起严格的法理与逻辑质疑,来不得半点马虎。但遗憾的是,有关“两梅杀人案”的这份起诉书却经不起质疑,甚至可以说破绽百出。请看检察院的起诉书摘录:
    经审查查明:被告人梅吉祥因婚姻家庭矛盾而萌生杀妻歹念,并纠结被告人梅吉扬预谋共同行凶。1995年7月6日上午8时许,被告人梅吉祥在家中以向妻子顾敏黎索取钱款为由,借故寻衅,当遭到顾拒绝后,被告人梅吉祥即取出事先准备的柴刀朝顾的头部猛砍数刀,致顾当即昏倒,此时在一侧等候的被告人梅吉扬闻声上前,按梅吉祥的授意先后传递木凳、菜刀。被告人梅吉祥再次用木凳、菜刀猛砸猛砍顾的头部,被告人梅吉扬用菜刀砍伤顾的脸部和右手,之后,被告人梅吉祥唯恐顾不死,还用皮带猛勒顾的颈部,行凶毕,二名被告伪造现场后分别佯装去单位上班。当日十时一刻左右,被告人梅吉祥借故回家,见顾尚未死去,不得已而请求救护。在医院抢救期间,被告人梅吉祥唯恐罪行暴露,利用家属护理的机会先后两次拔去插在顾口中的胃管,还将水银温度计折断在顾的口中,企图杀人灭口。
    二名被告人的杀人行径,造成被害人顾敏黎头部多发性裂伤,顾脑膜外下血肿……
    该起诉书至少有以下八点经不起质疑或者逻辑矛盾:
    1.犯罪动机不清楚,起诉书讲因婚姻家庭矛盾而杀人,事实是被害人与丈夫自由恋爱而结合,三口之家幸福和(有街坊、邻居、同事及他们的14岁的女儿可作证)。再说,若因家庭琐事就起杀人之念,这也太牵强了些,谁家不会发生矛盾,动不动就杀人也太邪火了吧(双方单位证明二人作风正派,并无婚姻矛盾)。
    2.既然指控二梅预谋杀人,那么行凶前何须寻衅滋事,闹将起来让邻居都知晓后再杀之,岂不荒唐!为何不悄然下手,人不知鬼不觉地杀掉不是更好吗?
    3.既然是谋杀,为什么要选择在自己家里(今后常住凶宅岂不后怕)?为什么要选择早上八点多钟这个“黄金时段”?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间符合谋杀逻辑吗?
    4.既然是谋杀,为什么不选择锋利的凶器,而选择了一把两年多未使用的锈迹斑斑的柴刀(据律师在法庭上当天割自己的手臂试验,根本割不开皮)?既然已用柴刀将被害人砍昏在地了,那么继续多砍几刀不是照样可以结束其生命吗?何须再用菜刀、板凳、皮带等凶器呢?难道要杀一个已经昏死过去的人需要这么多凶器吗?
    5.起诉书指控:顾已被其丈夫砍翻在地了(昏死过去了),若不是职业杀手,早已慌了神(因为会以为已砍死了,猛砍了数刀嘛!),怎么可能还要穷凶极恶地再用菜刀、板凳、皮带等继续摧残也许已是一具尸体的她呢?有何不共戴天的仇和恨需要继续猛砍、猛砸,难道非要剁成肉酱才甘心吗?而事实是被害人头上仅留下5条各长4厘米、6厘米、7厘米、5厘米、6厘米的伤疤,还有两处豌豆般大小的点状伤及一处钝器所致的放散状伤痕,如此损伤与分别使用了柴刀、菜刀、凳子猛砍、猛砸的行凶过程相吻合吗?
    6.既然如此凶残成性的暴徒,使用了如此多的凶器,采取了如此狠的手段,为什么最后没把她杀死?难道两个年轻力壮的“暴徒”还杀不死一个弱女子吗?
    7.小梅在顾已经昏死过去的情况下,才用菜刀砍了顾的脸和手的,试想,对于一个已经昏死(或许就已经是死了)的人,再砍她的脸和手而非要害之处,这有何必要?这又是“暴徒”所为吗?更为奇怪的是,损伤报告载明:在顾的脸上和手上分别只留下了四处面积为4.9×0.1厘米、0.7×0.1厘米、0.9×0.1厘米、0.6×0.2厘米,合计面积也仅0.57厘米的小点状非致命伤痕,这是穷凶极恶的暴徒用菜刀狠砍留下的吗?这样荒唐的结论竟出现在严肃的法律文书上,令人遗憾!
    8.既然预谋杀人,为什么不杀死,反而自己呼120救她?岂不是为自己留下一个灭顶之灾的活口吗?既然要救她又为何在医院继续杀人灭口(法院审理未认定此项指控,那么当初检察院所取的证人证言定然是假的了,为什么要造假证)?如此逻辑混乱的起诉书,怎么能经得起庭审质疑?是检察官的文笔疏忽,还是本身就是一桩冤案?

简单的侦破过程

    案发后,就近的派出所及南市区公安分局刑侦队的干警先后赶到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但由于当时急于抢救被害人,现场有些破坏,凶器等有价值的物证未查获。所以现场勘验未获得对破案有帮助的证据。但遗憾的是,刑侦干警却忽略了凶手留在被害人颈项上的“两个非常明显的深深指印”(当时在场的人都能看出),这个最有价值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没有取得,为整个案件的侦破及日后的正确审判埋下了不可挽回的隐患。于是案件侦察一开始就陷入了迷茫中,此后四个多月毫无进展。时针指向四个多月后的11月20日,被害人的母亲陈玲仙突然跑到公安局反映:顾敏黎已讲出杀人凶手是其夫梅吉祥。这一重大线索立即引起刑侦人员高度重视,于是公安分局立即拘押了梅吉祥并突击审讯。经过多次夜以继日超疲劳的审讯,梅吉祥先后说出了“一系列凶器”及伙同其胞弟梅吉扬“杀人过程”。随即梅吉扬也被拘押,审讯中小梅坚持自己是清白的。经过两天两夜连续审讯毫无结果,后刑侦人员拿出大梅的供词告知其兄已供认有他,小梅也就承认了此事,但当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拍摄时又翻供并喊冤,但并没有影响案件就此宣告侦破。
    看来本案的侦破全靠了被害人的指认和刑侦人员夜以继日的疲劳审讯。值得一提的是,案发至破案中间4个月零14天,刑侦人员为何没想到或采取有效措施从被害人口中获得真凶这一十分简便的方法呢?而被害人为什么天天面对凶手而不愤怒指认,要等到4个月后才说呢?倘若被害人一直隐瞒真相,本案又怎么得破呢?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顾母11月20日向刑侦人员反映了顾的指认后,本案的主要刑侦干警方某又写了一份补充工作记录:早在10月8日顾的家属来分局反映此事并带我们到现场进行了一番演示。提请注意:如此重大的线索为何当时不做记录?既然还去了现场看了被害人的演示,为何不立即传讯重大嫌疑人?而要等44天后顾母第二次反映才引起重视?为什么同一事情反映到公安局,前一次记录都不做,后一次则立即抓人?这到底是工作疏忽或是10月8日根本就没有反映过?另据材料介绍,10月9日顾敏黎之妹顾惠黎曾打电话将此事告诉过在黄浦区检察院工作的朋友祝仲惠,但祝却未将此重要线索告知公安局,而此前公安局曾向祝提出过及时提供可能的犯罪线索的要求。这难道又是检察官的疏忽?还有被告后来供认的一系列“杀人凶器”,4个多月后警方却在被告的家里被一一找到,为何当初警方第一时间在现场没有发现?这是刑侦最应该第一时间在现场勘察的证据呀,为何要等到4个多月后才取证获得?当时带血的证为何不取??太多太多的疏忽与简单的侦破过程是使本案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

不公开的审判

    本案一开始就受到公众及舆论的广泛关注,按理说公开审理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此前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栏目主持人曾抛下一句话:本案的杀人动机尚不清楚,本台将做追踪报道,事后不知何故并未跟踪报道,但留在第一次报道中的聚焦镜头却是二梅长达数分钟的痛哭与喊冤。为了给公众一个交代,也为了接受舆论的监督,开庭前,本案代理律师曾向法院提出公开审理的要求,可法院以涉及个人隐私而拒绝了。那么本案有何隐私呢?其实所谓的个人隐私,无非是顾当庭陈述梅吉祥于四年前的某天下午,与夜校女同学朱×有过一个“香面孔”(拥抱)的动作和祝仲惠的作证陈述:听顾讲过曾见梅与朱在亲吻,以及公诉人询问顾“你们夫妻的性生活协调吗?”顾答:不太协调。此外便无什么可称得上“稳私”的了。
    归纳上述三人所讲的“隐私”内容,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100余字,与134页的庭审笔录相比,无论数量、质量都可说是沧海一粟,显然不符合“不公开审判”的法定条件。然而一审法庭无视辩护人一再请求公开审理的合理意见,坚持进行“不公开审理”,个中原因是惧怕被告人当庭呼冤或是公诉人的指控经不起律师的质疑?!现摘录二审时的审理情况就清楚了,二审开庭前,律师致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
    1.强烈要求公开审理,以便接受社会的监督。
    2.请求法庭务必通知本案有关鉴定医师到庭接受询问质证。
    3.法庭应出示被定为“杀人凶器”的物证,让上诉人认。
    4.申请法庭通知受害人及有关证人出庭作证。
    5.请求播放辩护人会见“两梅”的录音带及公诉人传唤证人询问的录像带。
    但遗憾的是,律师的这些请求基本上未被法院采纳,更让律师遗憾的是,原定的三天庭审期,结果只进行了不到两天就草草收场,致使律师的七点辩护意见只讲到第五点时,就被法官以时间关系为由而中断了,当律师以为还可在第二轮辩论时继续陈述时,法官却断然宣告“法庭辩护结束”。其间律师虽再三要求另行安排一次开庭辩护或让再讲几分钟,但均遭拒绝。为此,郑传本律师于1997年5月19日和6月26日两次愤然致函上海市高级法院副院长,要求恢复开庭,可惜杳无音讯。
    审判就这样结束了,两个青年的命运终于被无情地囚在了铁窗之内。

律师的无罪辩护

    这起经公安侦破、检察院审查起诉的“预谋故意杀人案”,两被告的四位辩护律师及后来联名申诉的上海五位大律师为什么要替“两梅”作无罪辩护?下面的辩护意见不可不读:控方的指控理由,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点最为关键:1、被害人的指控;2、两被告的多次供认;3、有作案的时间。律师针对此三点提出的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害人顾敏黎的指控是不正常、不真实的,因而是不可信的。
    (一)所谓不正常,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指控的时间不正常:顾被害事件发生于1995年7月6日,在此后长达4个多月中,梅时常伴随左右,她一经苏醒,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杀人凶手梅”为何要等到4个半月后的11月20日才讲出是梅杀的呢?
    2.被害人的指控是在其母其妹等人做了一系列“舆论先导”后才抛出的。
    A.散布“触景生情”论,如果说“触景生情”,那么对顾来讲最大最深的“景”自然就是凶犯本人,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顾住院长达三个月,回到家后又过了一个多月才“触景生情”,这样的触景也太离谱了吧。
    B.为了补“触景生情”在时间上的漏洞,她们又散布了“早已指控”论,即前面所述的顾在回家的第二天(10月8日)就指控了,然而这种“早已指控论”恰恰又被“疏忽大意”的刑侦干警给“忽视”了,其可信度难以服人(见前面“简单的侦破”一节)。
    (二)所谓不真实,突出的表现是:顾对梅当时用何物击她头部的陈述不真实,前后几份笔录及损伤鉴定报告中所述分别从“用东西砸我”,到“用斧头砍我”,到“用刀砍我”直到梅自己讲出是柴刀后,顾才最终陈述是“柴刀”,而按顾讲,案发前她曾与梅有互相持械对峙互骂互殴的过程,既然如此,不可能连梅拿的是什么东西都没看清而冒出四种说法,这样的证词难道是真实的吗?
    二、关于两梅到案后均有多次供认,并写了亲笔供词。
    首先,两梅到案后均没承认杀人一事,后经交叉审讯后虽勉强形成一致的供述,但在电视台录像及律师第一次会见时,均痛苦喊冤称被人陷害栽赃。
    其次,两被告的原有供述与事实严重不符,主要表现在被害人的伤痕与所用凶器及下手力度、方式极不吻合,这样的供述可信吗?
    再有据两梅的母亲凌老太(今年70岁)陈述,她也于1995年11月24日、28日至30日先后两次被传讯到公安局讯问,拘押了多达66个小时,审讯中办案人员不仅拳脚相加,还用电警棍触她,反剪双手,并关进小牢囚房。如此对待一个65岁的老太婆,可想而知对“两梅”如何审问了。难道刑讯逼供的事绝无仅有吗?本案是否有,只有有关的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三、关于两梅有无“作案时间”
    一审公诉人通过“两梅”所在单位的同事证明当日8:00-8:30没在办公室,从而断言有作案时间,但与梅吉祥同科室的耿金华无论在庭下或是庭上均证明:案发当天8时上班后看到梅在办公室工作,就算他马上回家和小梅一起动手杀人,事毕至少已是9点过了。另又有人证明8:30梅吉祥已在厂里同陈志鸿一道去借电器箱,9时许碰见医生并劝其回家休息(患眼病)。这样在时间上显然无法衔接吻合。而梅吉扬则有锅炉工证明8:00-8:30分左右在大炉间查看漏雨情况,作案时间何来?况无论是受害人本人或是顾的家人从未指认过小梅参与了此事!……辩护是有理有据的,但遗憾的是所有的辩护意见最后都成了一纸空文。

结束语

    我们不敢相信,这是一起冤案,也不愿相信法律的天平失去了平衡,但我们更不愿庄严的国徽因为“枉判无辜”而蒙上尘埃,神圣的共和国法律因此而被玷污。只是当我们面对那一声声绝望的呐喊“冤枉”与七尺男儿泣不成声的推翻屈供,还有那年届70岁的梅母跪在跟前声泪俱下的祈求时,我们的心在流血。而那一串串挥不去的疑问又似乎不得不让人相信老律师的“枉判”回证。是耶非耶?朗朗乾坤,是非终有明了时,只不过我们有理由提醒有关的办案者:如果被害人因为种种原因提供虚假证词呢?如果被告的供认是被迫的呢?如果有人徇私枉法呢?如果本案的背后确有隐情呢?谁能保证这些假设都不可能发生呢?倘若如此,那么“枉判命案”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倘若如此,那么谁能够为那两个无辜的人平反昭雪呢?!
注:本文中所出现的人物年龄均以作者写作时的年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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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传本与刘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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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7 12:49: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健吾 于 2018-10-7 12:51 编辑

期待“两梅”(梅吉祥、梅吉扬)案早日真相大白!


    今天(9月3日)上午九时许,黄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值班领导(姓王)在电话中明确告知我:在今年国庆节之前,该局对我实名举报“两梅案”凶手舒某之事,会将查核结果告诉我。在此,为我的政法同仁——黄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干警点个大大的赞!
    同日,作为志愿者的我先后去了黄浦区纪委和监委、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公安分局、上海市检察院的接待窗口和市检二分院,以配合加快“两梅案”的纠错步伐。
    我深信:离“两梅案”真相大白已为时不远了!事实终将战胜谬误!正义必胜!

    国庆己过,不知黄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值班领导是否将查核结果告诉检察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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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9 07:30:2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那些作恶的人终将逃不过正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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